1978年秋天，16岁的我高中毕业，正赶上民师招考，稀里糊涂地报名参加了招教考试，没想到却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刚走出校门又进校门，随着角色的转变，从此便有了许多同事。

我所任教的学校，是全村广大干部群众集体出工兴建的十几间土墙草顶起脊房，供一至五年级学生读书的教室。没有办公设施，没有教学用具；教材不规范，教学时间没保障；学生无课桌凳。泥巴垒起的高点儿台子叫“课桌”，土坯垒的矮点儿台子称“凳子”。当时流传的顺口溜恰如其分：“泥巴凳子泥巴台子，泥腿子老师教出一群泥巴孩子”。巴掌大的木制黑板，油漆斑驳，麻子脸似的。教室里家什不怕偷，所以不需安门窗。所谓的窗户，也只是不规则地别几根木棍而已。教师不固定，大多是“皇亲国戚”（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的亲戚）。但我当时是比较幸运的，顺利地考上不用干活就能拿满劳动力工分、还有少量工资补助的民办教师（每月5元钱）。

当时全校一共17名教师，2女15男，清一色的“老民哥”。

“老校长”是个50多岁的“侉子”（祖籍安徽阜南）。头发花白，板寸头理得一丝不苟。胡子浓密，好像总也刮不干净。喜欢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粗布白衬衣。举止庄重、严肃、沉稳，显得很有修养。“老校长”不苟言笑，讲话时带着浓重的方言：“夜个（昨天）公社开了个费（会），倪（读成yi）校长（倪仁甫，分管教育的公社干部兼教育助理，即现在的中心校校长）豁了（说了），教育要改疙（改革），能的继续教学，中间的让位，笨的回去种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大家都明白他的讲话内容，也习惯了他一成不变的“侉音”。

据说，“老校长”幼时念过私塾，成绩还相当优秀，本来可以走上仕途，但后来土地革命，由于成分及其他原因，不得不随父母背井离乡投靠亲戚，举家迁到河南定居。当年组建学校时，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大队书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知识渊博”的他请到学校教学。由于工作认真，管理教育教学有方，几年后升任校长。

“老校长”在教学管理上确实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对消极怠工的老师，他不批评，也不诫勉谈话，让你离开讲台，做后勤服务——专职司铃、勤杂工，或者干脆让你“歇菜”。3天一过，自觉没趣，就会主动请求任课，并一改往日的懈怠！对待顽劣的学生，他不打，也不骂，采取面壁思过，或“劳动改造”。因为当时上级没有制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所以让人觉得倒也合情合理。几番“改造”，再顽劣的学生也会变的听话、温顺、遵守纪律。

“老校长”是共产党员，时刻牢记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老校长”不光主持全面工作，还是教学的“补丁”，哪个老师有事、有病请假，他临时补上去。

1979年秋，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自觉落伍的“老校长”提出申请，退了下来，让高中毕业的儿子顶岗做了代课教师。1980年迁回祖籍地安徽阜南，实现了叶落归根夙愿。1995年秋寿终正寝，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