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 海

那年农历八月末，太阳挨着西山，把豫东南的黄土染成暗红色。接生婆满头大汗，说她接过那么多娃娃，从没见过这样的。我落了地，浑身软塌塌，青紫的小脸皱成一团，不哭不闹，安静得像被风吹落的青枣。接生婆直摇头，叹气说怕是不中用了。

父亲蹲在院里，把烟袋一扔，大步跨进屋，从接生婆手里接过那团安静得让人心慌的小东西。他用粗糙的大手倒提起我的小腿，在屁股上拍了一下，没动静；又拍一下，“哇——”哭声起初细弱得像猫叫，后来越来越亮，惊得院里的鸡扑棱棱飞上墙头。父亲笑了，眼眶红红的。他给我起了乳名——红子，盼着往后的日子能红火起来。

从小到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还可以，成了村里少有的“秀才”。每个寒暑假我都在拼命：大青石压过肩膀，抛光厂磨过手指，砖窑里滚烫的砖坯烫伤皮肤，手脚磨出血泡……拿这些工作换来学期的学费——不觉得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农村乡镇高中教书。日子安稳，像村口老井的水。一天，同学说：“你学英语的，去厦门闯闯吧。”厦门？我还没见过海。

找工作的日子真揪心。好在同学父母在厦门开了家面馆，我得以落脚。面馆里最热闹的食客是收班的出租车司机，操着河南各地口音。有个叫大平的许昌人，做过木匠，倒腾过粮油，后来生意被骗，跑到厦门开出租。他听同学父母说我是个大学生，眼睛一亮：“娃儿，你白天找工作，晚上我教你开车。”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厦门满街的出租车全是捷达王。一周后我真的学会了。大平叔每晚开到十二点，然后把车交给我练手，自己回面馆喝点小酒。

有天夜里一点多，一男一女上车说到石狮。开了一阵又说再往前走，最后开进一个没灯光的小村庄。两人说下车方便，拉开车门就消失在黑夜里。我等了二十多分钟——跑了，一分钱没拿到。这是我第一次被人骗，现在想起来还会笑自己。三个月后终于找到一份翻译工作，可一年后，老家学校传来消息：教师归位，让我回去。我收拾行李，心情复杂地告别了厦门，也告别了那辆捷达王。

回到老家，新学校的校长是个温厚的长者，曾是我大伯的学生。他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个从思想上改变我的人。一次酒后，几个同事聚在我宿舍玩牌。凌晨五点多，后窗突然照进来一束手电光。大家以为是派出所来抓赌了，屏住呼吸不敢出声，等了半天没动静。和往常一样，早上我带学生跑操，硬撑着上完上午四节课。课后从教室出来，一抬头便看见校长站在路边，笑眯眯地朝我招手。我硬着头皮跟进去。他温情地拉着家常，问学生成绩，问教学任务。末了，笑眯眯地说：“晚上备课别太晚了，注意身体。”那一刻我才明白那束手电光是谁照的。他没有敲门，没有当场批评，更没有会上点名。就那么轻轻一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

又过了些日子，他把我叫进办公室说：“我看你英语教得可以。但人一定要向前看，有机会要走出去。”那一年我参加了成人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被西部的一所外国语学院录取。在西安，我丝毫不敢懈怠，毕业后又考上了湖南一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老校长给我的那束光——凌晨悄悄照进来又悄悄收回去的手电光——彻底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如今校长虽已作古，但他的善意永存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