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琦

母亲嫁到白家湾的第二天就下田干活了。

那时正值初秋，太阳正毒，田埂上的乌桕树叶还未经霜泛红。大畈上，山里农家都在备播秋种。

祖母颠着一双小脚，扔给母亲一个榔头，指派活儿：“下田打渣巴去。”

翻犁后的泥土，经过一个夏季的暴晒，泥块白硬如铁。上下邻界的乡邻见到母亲高挥的榔头，却击打出弹棉花的力量纷纷大摇其头，“嘻嘻嘻，白家娶了一个绣花枕头。”

掌灯时分，祖母才扯开嗓子，站在白家大门楼前的石阶上喊收工。晚饭是稀饭、蒸红薯和腌咸菜。

母亲双手已血肉模糊，打起的血泡钻心的疼。祖母瞥一眼捧不住碗的母亲，语气不无讥诮。

“俺山里不比你城里，不下泼，怎么填饱肚子？”

母亲把半截红薯全塞进嘴里，含泪咽下。

“俺被骗了。麻三姑说大门楼白家是地主，有几坛子光洋。”多年后，母亲依然忿忿地说，“你二舅父也就信了，白家八斤高粱面收买了他。”

“听说你们结婚的被子都是借的？”

坐在漏着阳光花影的天井里，我故意打趣她。

“可不是，只盖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晚上，没了，床上只剩一床烂被套，烂到不知盖了多少年。”

“这就是我结婚，你执意给我置办六床喜被的理由？”

“那喜鹊登枝的被面，你不知道多好看。大红色，喜鹊站在高枝上，粉色的梅花一朵朵地开。喜洋洋的，兆头好哩。”母亲放下手中的盖碗，不无遗憾，“俺独独盖了一个晚上。”

母亲出生于1921年，传说那天是观音菩萨的生日。一肚子墨水的外祖父给母亲取了一个很雅致的名字：秀贞。

外祖父、外祖母在世时，最红火柜上请了四个账房先生打理生意。母亲也上过几年学堂，天天豆浆、馅饼、糖炒栗子小点心过了几年无忧无虑的日子。

随着外祖母和外祖父的相继过世，加上年年的战乱，店铺的生意每况愈下，最后入不敷出只能关张了事。1938年日本侵占县城，二舅父带领母亲及小舅父下乡“跑反”，途中结识了媒婆麻三姑。

麻三姑两片薄嘴唇子一碰，舌灿莲花，把个白家夸成一朵花。

“大门楼，有房有地，光洋咣咣，一脚踏进去，吃穿不犯愁。”

就这样，白家八斤高粱面娶了如花新媳妇。那年，母亲17岁。

第二年的小满时节，我呱呱坠地。重男轻女的祖母瞅一眼皱巴巴的我，摔盆打碗丢下一句：“赔钱货，扔了去！”

父亲从小被抱养，养成了唯唯诺诺的性格。对于祖母的命令从不敢违逆。

“把娃扔了吧，俺走远点给她找个好人家。”父亲小声跟母亲打着商量。

“谁敢？谁扔俺跟谁拼命。”母亲手举菜刀，双眼通红，像一头暴怒的狮子护卫着她的幼崽。

祖母被母亲的气势镇着了，把喂鸡的食盆摔踢到院角，哭天抢地嚷着，“野了反了！白家要败了。”

我的出生成了祖母与母亲矛盾的导火索。祖母肚里窝着气，时时处处刁难母亲。

我满月当天。母亲就被祖母赶下水田插秧。母亲二话不说眉头不皱一下，把我放在田头的浓荫下，头扎着毛巾，手挽裤管下了田。

阳光的暴晒，泥水里摔打，母亲早已脱胎换骨成了地道的农家妇女。

田野青了黄、黄了青，几番寒暑，我也到了入学的年龄。祖母用上吊相威胁，用她的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读那些个闲书做什么？养大了还不是人家人，一个赔钱货。”

母亲说：“行。不让妮念书，家里屋外的活计俺不干了！”

祖母患有齁症，加上又是小脚，干不得田里地里的重活。父亲早年修水库落下病根，一年到头药罐子不离身。这么些年，家里家外全是母亲一个人在操持。

“上吧上吧，看能上出个花来乌鸡变凤凰不。”祖母嘴不饶人，依旧喋喋不休。

“俺生的孩子俺做主。”母亲撂下一句话。强悍刁钻的祖母只能忍气吞声让步。

我大学毕业那年，祖母病逝。咽气之前，她拉着我的手说，“丫头，你要好好孝敬你妈。”

一侧，母亲跪在祖母身旁，泪眼婆娑，早哭成一株梨花带雨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