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冰

腊月的空气中，天地一片肃杀之气。风，似刀子，刮在脸上让人生疼。

我和父母席地而坐，望着地铺上那个垂危老人。只见她脸色蜡黄，嘴里只有出的气，少见进的气。过去白皙红润的面庞无一点血色，浑浊的泪水顺着眼角缓缓往下流。

她一只手紧抓住父亲，一只手又吃力地拉着母亲，断断续续地说“我对不起你们！等我走了后，一定要把我拉回家！华子妈，别恨我……”顿了顿，“家里孩子多，太难了！把我这件破棉袄拿回去，拆拆洗洗给孩子改两件棉衣，啊！”

父母使劲点头，我看到父亲眼里的泪水像断线的珠子。

那年我十五岁，奶奶离我们而去，父亲把奶奶从离家二里多的那个村抬回老家，葬在向阳的河堤南面。但父亲坚决不让妈妈拿那件红棉袄。

奶奶年轻时非常漂亮，一米七的身材，两条齐腰的乌黑辫子，白里透红的脸颊。在当时那一片是有名的美人，爷爷那时也不赖。但可惜膝下没有子女，近四十岁时抱来了八九岁的父亲，视若珍宝。在那个年代，无后为罪，人人都想欺负你。娶回妈妈后，生性倔强的她和骨傲的奶奶一对犟筋，真可谓铜勺碰到铁刷子。又加上邻居们的挑唆，婆媳关系很是紧张。由于爷爷离世得早，半世辛苦的奶奶更容不下妈妈的倔。

于是奶奶在六十多岁时，禁不住邻居们的撺掇，又走到河东一个磨豆腐的家。那家比俺家日子好过多了，只不过他家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儿子，俩大儿均成家另过。

当初奶奶走时，父亲气得把她住的那间房拆了，连上面的茅草都烧了。

一年没过，奶奶想孙子孙女，捎信让我们去看她，但父亲死活不让去。最后奶奶犟不过，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说是赶集，来到俺队别人家，让我们姐弟去。奶奶给我们带了麻花、糖果，还有一包热乎乎的熟鸡蛋，贪吃的我一口气吃了五六个。结果晚上高烧，现在闻着煮鸡蛋还胃酸。

奶奶的示弱让父母不好意思，自此我们和奶奶有了来往。每逢星期天，我就带着弟弟们，或者是我自己去看奶奶。说是去玩儿，其实就是去蹭吃蹭喝。我最喜欢吃豆腐脑就是从那个时候上瘾的，那又白又软、吹弹可破、冒着诱人香气的热豆腐脑，堪比美味佳肴，我一口气可喝饱。吃饱喝足，临回来时奶奶还不忘偷偷在我口袋里装进五毛或一块钱。

那时候来龙街上经常来外地杂技团，我就在星期天下午带着弟弟们，在同龄人的羡慕中，拿着奶奶给的钱，去过足杂技瘾。特别是那惊险刺激的“上刀山”，至今想来还咋舌。在耸入云天，高达竟百米的塔形天梯上，隔半米远就绑一把泛着寒光的大刀。穿着红色紧身衣的演员，不知道怎么爬上去的，等爬到一大半时，演员一失手，“啊”的一声大叫，我们都吓得捂紧双眼。

父亲那时开始做小买卖，每逢从外地回来，首先去奶奶家。等我们去奶奶家时，奶奶就拿出我们没见过的零食，让我们尝尝。并且说：“这是你大买的。”（我们这里那时管父亲叫大）

这样的好日子过了八年，奶奶一病不起。才病时就说：“华子妈，把这件红棉袄拿回去，拆开给孩子做衣服。”但父亲不允许，妈妈不敢拿。

奶奶去世后，她那俩媳妇把奶奶的衣服都拆洗，准备给孩子改小衣服。当把那件红棉袄拆开时，目瞪口呆，棉袄的夹层里竟藏了八百块钱！在那个一分钱掰三掰花的年代，这实在是一笔巨款。

父亲却不以为然地说：“不是自己挣的钱，再多也不稀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