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海伯

庭长与我走下小镇唯一的正街，便拐到乡社办厂所在的那条土街了。

社办厂当时像雨后林间的蘑菇。它们冒得快，去得也快。不几天，没人采，便烂于无形，像是被风，在一夜间收拾得一朵不剩一样。

工厂倒了，那里的工人，便像气体，悄无声息地蒸发掉了。他们如从没存在过一样。

这是早晨，土街家家户户低矮的门前，人们都蹲在土墙边，举着碗吃饭。喝粥呼呼噜噜的声音，在陋巷里走得很是急迫。

在土街拐弯处的一个小门前，庭长说，到了。门内的地面比街面低，一口小铁锅，因室内地面潮湿不平，歪斜地立在门前的地面上。那里盛着所剩不多的稀粥，我看了一眼，那锅中显出我面部影影绰绰的轮廓。

里间，一家人正在吃饭。见有人来，他们一齐惘然地转过头;他们围坐在小木桌旁，中间只有一小碟盐辣酱，小木桌显得很空旷。

防备已经来不及了，他们的生活，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男人惊疑地站了起来。

我们俩是法院的。庭长说着，拿出工作证递到男人面前。男人没敢接去审查，他只是怔怔地看着，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的身体凝滞了似的，已显苍老的脸上，疑问的纹路已然僵为惊惧。女主人和她的两个女儿，也像被瞬间的电流击中。她们端着碗，定定地看着我们。那情景，像是有一个关系家庭生死存亡的消息，正向她们传来。

庭长司空见惯，忙招呼安抚他们。女主人先于丈夫省悟，站过来，吆喝孩子，让出椅子。坐，请坐下说。“请”从她口中说出，因在慌张中，显得特别郑重。

男主人回过神了，他与两个女儿一闪身，把小饭桌收拾干净了。

庭长与我坐小板凳，男主人坐着一条三只脚的长板凳。庭长打开我递上去的卷宗，拿出起诉状，平静地告诉他涉案案情。女主人紧张地看着庭长的脸，她的身体似乎着了极寒，有些抖。

男人不看拿在手中的状纸，他不识字;他听着听着，困惑在他的眼里就烟消云散了。他像突然洞穿了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忽然无礼地打断了庭长，大声激昂地说：我想不到他会为一百元钱告我！法官，你们在这周圈几十里问问，这几十年，我赖过哪人一分钱！他这样说着，表情显示出被人诬陷又无能为力的委屈和激愤。他把说话时在空中挥动的右手伸进蓬乱的头发中抓挠了几把，那里像藏有莫名的忧愁;他终于停了下来，又迫不及待地在衣服口袋里上下搜寻，像是急于要找到打开命运之门的钥匙。他什么也没找到，只在他那口袋开裂皱巴巴的棉布裤兜里掏出一个烟盒。他以为那盒中还有烟，把那烟盒撑开了看，最后确认了它是空的。

原来，三年前，他就从社办机械厂下岗了。为了生计，他跟人做了泥瓦匠。去年，他与湖北红安县一木匠兄弟，共同承包了本地一宗房屋修缮。其间，那木匠家有急事，屋顶未封，便离去了。走时他与那木匠书面约定，结账分成一百元。后来，房屋主人突遭变故，一点工线，拖成狗肉账。上个月木匠来时，男人承诺，三个月内，他不给，我给。没承想，这么快惹上官司了。

不告我就算了，告，一分钱也没有！男人持续处于愤懑中，他抬脚，向那扔在地上的空烟盒踩了一脚。

老乡，你可不要因小失大！庭长见多识广，和颜悦色，人家有证据，法庭最终判决，也可能是你败诉，你还要承担诉讼费。不如把钱付了，我们做工作让那木匠撤诉，让他承担诉讼费，减少一点你的损失。

你给人打有条，这债就应由你负责。听庭长的，没错。女主人明白事件原委，她话语沉静，又道，我以为多大的事呢。三天内，把债清了！

你说得好听！一百元，不是小数目，房主不付，哪去弄！男人道。

你放心，我去借好了。

我这一辈子也没想到要跨法庭的门槛，没想到这回……男人低下头，像是喃喃自语。他内心里，被人告上法庭，简直是辱没门庭，给祖上丢人的大事。

你放心，不让你上法庭。第四天，我们回访，你把钱交上。庭长揣摩到男人的心事，承诺说。

男人抬起头，眼里充满感激；他起身上前，双手握住庭长的手。

谢谢法官！谢谢你们！

我收拾完材料，站起身，环顾小屋，小屋的空间很是逼仄。那两个像从没沐到春风的姊妹，这时都双手垂膝，拘束地坐在里间的大铺上，像两只被人停止追捕的惊魂稍定的兔子;女主人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竹篾外壳的热水瓶和两个粗陶大碗，倒出几乎没有热气的开水。餐桌的上方，一个没上漆的长条柜上摆放着各种小物件，有玻璃瓶、胭脂盒、圆镜、木梳、油灯、蜡台、收音机，还有一台电扇和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一件件都是房屋主人细心保留下来的，它们成为这屋子突出的景观。

走出小屋，踏上土街的泥泞时，太阳已给贫瘠的街巷，镀上了一层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