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芳

周六上午，忙完手头活，打开手机，看见朋友圈很多人发出同一条信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不幸离世。这不可能，我不相信，也不愿相信，那个可敬可爱的老人这么快离开了我们。果然，隔了一会儿，又看见朋友圈里这样的一条信息，有人站起来辟谣，说袁老正在湘雅医院就医，身体欠佳。我一阵窃喜，袁老他不会这么快就离开的，他还要做海水杂交水稻实验呢。

午休后，打开手机一看，袁老离世的消息刷爆了朋友圈。难道袁老真的离开了我们？再仔细看手机，朋友圈发出了这样的视频：袁老的灵车缓缓驶出湘雅医院，送行的人们一路追着灵车，齐声高喊“袁爷爷，一路走好”。袁老真的离开了我们，他再也回不来了。一时间，我大脑空白，瘫坐在书房发呆。过了一会儿，又看了一眼那视频，怎么也控制不了心绪，眼泪止不住地流，思绪硬生生地把我拽回到那些关于饥饿的记忆：

我的整个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儿时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1959年，一碗饭可以救活一家人。那时的人啊，多少天见不到一粒米星子。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春天，父亲陪同母亲去县医院做节育手术，将幼小的我们姐弟4人留在家里。一日三餐让外祖母操碎了心，米缸里大米不多，煮稀饭时外祖母总是在饭锅里加点玉米糁子，这样我们每人可以盛上两小碗糊糊饭，勉强填饱小肚子；蒸干饭就让她为难了，缸里那一点米，用来蒸干饭，不够两顿吃的，秋天可以用红薯放进干饭锅蒸，可这春天……外祖母想出了新招，待干饭锅里的水翻滚时，她将切碎的萝卜放进锅里，然后加上油、盐，快要蒸熟时，掀开锅盖搅拌一番，一顿饭就算凑合成了。就这样，外祖母坚持到父母回家的日子。饿了大半辈子的外祖母说，什么时候家里饭够吃，就好了。

20世纪80年代，我到离家十几里地的镇重点中学读书。星期天返校时，母亲用黄书包装上三五斤大米和一缸子咸菜，再交给我几毛钱，叮嘱我不要节省，一定吃饱饭。母亲虽这么说，但我知道家里能供我上学，很不容易了。到了学校，我将大米交给食堂，换来了几张纸票。每天中午打了三两干饭，就着咸菜下咽，三两干饭下肚，肠胃渐渐丰富了，碗里还剩下几个米粒，伸出舌头舔得干干净净。一日三餐，只觉中午的米饭是饕餮盛宴，给了我肠胃极大的享受。可早晚打了二两稀饭，清得照见人影。就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喝完一碗稀饭，肚子仍空荡荡的。坚持一上午的课、两小时的夜自习。到了半夜，肠胃饿得发烧，睡不着觉，听见咸菜缸子被打开的声音，我深知哪个女生一定用咸菜填充空瘪的胃。第二天早晨，端碗回到寝室，有人在骂缸子的咸菜被人偷吃了。唉 ，要是不饿肚子，花季的女孩儿谁愿意做这样的事情？那时，我最盼望星期天，只有这一天在家，勉强填饱肚皮。星期六晚上，刚跨进家门，就扒开红薯窖，拿了一个红薯，顾不上清洗，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

春天，村里从县里买回一批新稻种，家家户户都种上了新稻种，孩提的我不明白种稻子还要挑选稻种。我用孩子的眼睛看去，往年田里的稻禾矮小，快要收割时，稻禾还挺立田中，稻禾上顶着几十粒干瘪的谷子。收割上来的稻谷，米粒粗糙，不够半年吃。那年秋天，奇迹出现了。稻禾长高了，稻穗沉甸甸的，脱粒出来的大米粒饱满晶亮，吃起来糯糯的、甜甜的。我不就菜，吃上一大碗。看着我吃饭时的陶醉样，父亲笑着说有个叫袁隆平的科学家来商城县做了杂交水稻育种，我们家稻田种的就是杂交水稻稻种，这杂交水稻就是好，孩子们终于能吃饱饭了。原来这美丽的大米，就是袁隆平研究出来的杂交水稻育种的结果，少小的我顿时对袁隆平产生崇敬、仰慕之情。此后每年夏天，我最喜欢去万象河畔看稻子抽穗的样子。河对岸小镇高中的大喇叭经常播放《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想这歌词描绘的就是眼前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