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贵文

欧阳如华在《党史博览》发表文章《钱钧、冯达飞：空军历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探究了鄂豫皖军委航空局政委钱钧和“马克思号”飞机驾驶员冯达飞的下落。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钱钧政委留在鄂豫皖，在红二十五军司令部工作，同部队一起转战湖北、四川，并参加了长征。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西北红军组成红十五军团。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钱钧在以徐海东为旅长的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司令部任科长。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一一五师挺进晋东北。1937年9月，在平型关战役前夕，一次日军飞机轰炸榆次县城时，钱钧失踪。眼前关于航空局政委钱钧的资料极为稀少，不清楚他的籍贯，档案材料里无从找到他的信息。

“马克思号”飞机驾驶员冯达飞，又名冯询，广东省连县人。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同年9月转入广东航校学飞行，不久被派往苏联高级航校学习，是一位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高级干部。从苏联回国后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在红七军第二纵队任营长，后任第二纵队司令员。红七军整编后，他任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团长、独立师师长、红八军代军长。他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任抗大四大队大队长。1938年，冯达飞调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教育长、副总队长，第二支队司令员。在1941年皖南事变中，冯达飞负伤被俘。冯达飞被俘后，蒋介石以校长的身份同冯达飞谈话，千方百计诱降。冯达飞坚贞不屈，不为所动，并组织被俘新四军人员越狱。敌人发现后1942年夏在狱中遇害，英勇就义。

至于红军的两架飞机的最终归宿，这里还是引用两篇文章作结。《中国红军的“列宁号”飞机》中提到第一架飞机的结局：鄂豫皖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列宁号”跟随红军经历了几次转移，最后迫于形势不得不将飞机拆解。红军撤退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时, 独立第八师师长郑泽吾奉命将“列宁号”飞机拆卸分散埋藏在大别山柴山保界灵寺附近一个偏僻的山沟里。1951年9 月，当地群众将“列宁号”飞机部件挖出来献给国家。由于当时人们对文物的价值, 特别是对革命文物的价值缺乏充分的认识,“列宁号”飞机未能妥善保管而散失了, 仅保存下来一张机身部分照片。至于第二架飞机“马克思号”，《红军曾拥有两架飞机》中也交待了结果：由于汽油供应不足、修理备件缺乏，“马克思号”在执行了一段时间的任务后只好被闲置，并曾展出于长汀公园。在紧张的军事形势下，红军为了避免它落入敌人之手，后来不得不忍痛销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连基本的枪支弹药供给都异常困难的中国工农红军，曾经短暂拥有过两架飞机， 还为此成立了航空管理局并投入实战，两架飞机引发的事件也成为人民空军发展史上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