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4日下午，我利用到北京出差之机，专程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解放军文艺》杂志主编凌行正同志、河南《当代民声》杂志主编邓天骑同志一同去拜访著名诗人臧克家。
臧老诗篇的名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印象极深，拜访臧克家是我多年的心愿。经凌社长事先联系，臧老特意安排时间，相约在他的寓所见面。
“欢迎你们来！” 臧老和夫人郑曼早在等候我们了。进入中间的客厅，我注目环视了一下：屋内陈设朴素、典雅，周围摆着沙发。正面和左右的墙上，挂满了郭沫若、茅盾等名人的字画，都是专门为臧老而作。我仔细端详一下臧老，他中等个儿，纯朴忠厚，体态精瘦，银发满头，面庞红润，精神爽朗，身穿一件长袖白衬衫、灰裤子，脚蹬圆口布鞋，从外表上看，蔼蔼然长者之风，朴实得像一位乡村的老教书先生。
我们说：“我们三个都是河南潢川人。臧老在豫南潢川待了一段时间，并写下了不少好诗和文章，我们这次来访，但愿能唤起您对五十年前那些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的美好回忆。”“是啊，是啊，半个多世纪了，但我一直没忘记在豫南潢川的日子。”臧老说到这里，情绪有点激动，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我对河南、对信阳、对潢川的感情是很深的，前些年我曾为此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他略为思索了一下，便朗声诵道：“却忆中州四十年，山河无处不烽烟。戎装踏过三千里，泥土芬芳似故园。”
念毕，他又具体解释这首诗说：“回想四五十年前的河南各地，由于日寇入侵，到处是烽火硝烟。我那时是军人，身着戎装在河南跑了二十多个县，信阳地区的县我大都去过，住得最久的还是潢川。在河南信阳，感觉和在家乡一样，山山水水、风土人情都是那样亲切。我很喜欢这首诗。听说这首诗被刻在石碑上，竖立在郑州黄河邙山游览区的碑林中。”
“臧老，能否请您详细谈谈当时的情况？”我们接着往下问。
“好的。”他记忆的闸门打开了，娓娓道来：“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驻防在山东、徐州一带。为了抗战，第五战区成立了‘抗敌青年军团’，大约有四、五千人。我当时应友人电召从西安到徐州，在军团的宣传科从事战地文化宣传工作。记得科长是王深林，在一块工作的还有郭德洁（李宗仁的夫人）、匡亚明（解放后曾任南京大学校长）、张景华（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等人，其中有的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由于南京的陷落，山东吃紧，‘抗敌青年军团’需要往内地转移。当时，潢川是豫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历史上是光州名城，被称为‘小汉口’‘小苏州’，所以决定迁移到潢川去。我们是1938年1月中旬离开徐州的，当时我们都参了军，为此我曾写下了一首《换上了戎装》的诗。从徐州到郑州，在郑州一个纱厂我们和工人们一块演唱，宣传抗战，情绪很高昂。在郑州没待几天就到了信阳，1938年1月，我于信阳军次写了一首长诗《伟大的交响》，抒发了当时的感受。在信阳没几天便出发经罗山到潢川。时值数九寒冬，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个不停，交通堵塞。当时，我们便把棉军装翻着穿，白里子朝外，人雪一色，这样可以防止空袭，便于掩护。到潢川后，住在城关庙宇里，有时也住在群众家里，搞抗日宣传活动。我对潢川的印象很深刻，一条大沙河（小潢河）把县城分成了南北二城，房屋建筑是江南风格。河上有座桥，桥上有个铁水牛，南城还有铁旗杆、清真寺等名胜古迹，那时潢川很繁华热闹。在潢川期间，经常到老专员公署门前的新民会场开会演出，参加的人员很多。那年灯节举行了一次提灯、火把集会大游行，演出了节目，场面很壮观感人，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在潢川我曾写下了几首诗：《通红的火把》《血的春天》《伟大的空军》，3月底我因事离开潢川到武汉，临走时又写下了《别潢川——赠青年战友》一诗。我刚到武汉不久，第五战区政治部的负责人便又邀请我于4月初回潢川。时值台儿庄大捷，让我到前线深入一段生活后写文章。我北上经息县的乌龙集（今淮滨县）到安徽、徐州等地。情况了解后，便又从前线战场回到潢川驻地，花了六七天时间，一气写成了《津浦北线血战记》一书，讲述台儿庄大捷的情况，该书当即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发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很重视这本书，多次过问，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还提到我是如何不畏艰险到前线深入生活的。《序言》是用李宗仁先生手书稿刊印的。书的前面还附了一张李先生在台儿庄火车站站牌边的戎装照片。这样，我便又在潢川住了下来，继续从事文化宣传活动。到1938年7月，我们又成立了一个‘文化工作团’，我任团长，于黑丁任副团长，团员有柯岗、曾克、田涛、邹荻帆、田一文等人。当时，重庆的《新华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文化工作团’主要活动在豫、鄂、皖交界的大别山一带，这些地方山高林密，我们大都去过。由于我们经常到各地去宣传演出，很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他们都亲切地叫我们是‘笔部队’。在此期间，我先后也写了一些东西，如《敌人陷在泥淖里》《匕首颂》，以及在信阳其他地方写的《抗战的火苗》《我们十四个》《战斗在等待着你》等诗文。记得当时匡亚明同志要到山东去，我写了《为斗争我们而分手》一诗，作为离别纪念。‘文化工作团’的活动情况和不少作品，重庆的《抗战文艺》都登了。这样，大概到了1938年9、10月份，我们分批离开了潢川、离开了豫南信阳，经湖北的随县、枣阳等地到南方去了。那时我们都还年轻，风华正茂啊！真是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谈笑间五十多年竟匆匆过去了……”
当他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臧老是感慨万端、思绪连绵的。谈话中，充满着他对当年的战斗生活、充满着他对豫南潢川的深切怀念。
由于担心臧老太劳累，尤其怕过多地缅怀往事引起他过于激动而影响健康，我们都建议让他休息一会儿，接下来我们便和郑曼大姐聊起了他们在一块生活几十年的趣事……
（本文写于1990年8月，文字有删节）
黄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