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中原尖刀 全国反攻利剑

焦予玲

邓小平的上述韬略，毛泽东阅后极为赞赏，立即指示转发彭德怀、东北局和华东局。

刘邓首长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策略，为我党开辟敌占区的根据地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政权建设方面，建立两面政权。对游击区的敌乡保政权改变过去一脚踢开或全部摧毁的做法，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或打或拉的策略，以逐步建立两面政权或两重政权，让其为我办事。后来，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通过两面政权给敌县乡自卫队官员和逃亡地主寄送统战信件，向他们讲明人民必胜的趋势和我党“既往不咎，立功受赏”的政策，动摇瓦解其军心士气；此外，开展对开明绅士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争取工作，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结成反蒋统一战线。潜山县太湖地区和鄂豫四、五分区的一些两面政权还延伸到敌中心据点和县城周围，这些地方表面上尚属敌占区，但实际上已是人民的天下。

新区土改政策方面，由土地改革变为“减租减息”。大别山根据地土改初期，曾有不少地方提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打到哪里，分到哪里”和“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走一处点一处”等过激口号，造成不良后果。邓小平察觉后，及时制止了这种左倾错误，提出要区分巩固区和游击区两种办法，在巩固区进行土改，在游击区进行“减租减息”。

据时任二纵政治部负责民运工作的江川等人回忆，在开创豫皖苏新区时，开始由于缺乏经验，政策观念淡薄，有些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群众发动工作做得不够充分，在土改中出现分给群众的粮食、浮财，群众不敢要，白天分了，夜晚又偷偷地送还地主老财；有的地方还不分阶级地对大、中、小地主甚至富农一起下手，致使树敌过多，造成混乱，甚至连基本群众也疏远工作队。邓小平得知这些情况，立即指示说：“由于一些同志对新区工作的政策和策略把握不住，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力量，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产生急躁情绪，在阶级划分上所提出的‘贫雇农路线’本身就不够准确，在实际斗争中又出现了把富裕中农划为富农，而将富农划为地主，其结果使贫雇农孤立起来，易受摧残，使广大贫雇农也不敢起来与恶霸地主作斗争。”于是，他坚决地表示说：“这是政策上发生了‘左’的偏向，必须纠正。群众之所以把分得的浮财夜晚送还给地主，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这样做，实际上是我们脱离了广大的劳动群众，孤立了自己。”随后，邓小平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了确切情况，并建议在新解放区，在我们没有牢固地站住脚以前，不宜搞土改，应采取适合新区实际情况的稳妥政策，具体措施就是在新解放区实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政策。

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了这一建议。毛泽东还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和毛泽东的批示，新区的工作有了新的转变，普遍实行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政策，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局面很快打开了，广大群众积极支前生产、参军参战，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新区由此成为野战军实施战略反攻的新基地。

要想让10多万军队在大别山扎下根来，面临着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全军的吃饭问题。刘邓向中央请示后，决定向大别山老乡借粮借款。

大别山老乡本来就穷，解放军要征粮，国民党军23个旅也要吃饭，特别是国民党的杂牌部队，纪律本来不严，看见什么就吃什么，从一个村庄过一趟，整个村的鸡鸭猪鹅就都遭殃了。就那么一点粮食，国共双方的军队拉来拉去，都得靠他们供应，大别山的群众受不了。

部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土豪运动。打土豪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吃饭问题，把地主的粮仓一开，部队带走一部分，剩下的分给老百姓；二是衣服问题，分地主的浮财，把布匹拿回来，自己动手做衣服，准备过冬；三是经济问题，向地主要钢洋、要金子、银子。

打土豪也不容易。大别山的地主土豪，和平原上的地主不一样，平原上土地肥沃，人口集中，一个大地主甚至拥有10多里范围的土地，整个村庄的农民都是他的佃户。但大别山的村庄很零散，一个村庄甚至只有两三户人家。这些村庄中的土豪“油水”很少，和贫农也没有太大区别。

严酷的现实让一些指战员产生了想法，觉得大别山根本就不像个老根据地，北方指战员出现强烈的思乡情绪和对现实的失望情绪，个别部队出现了战斗意志衰退，出现了一些违纪行为。

1947年9月2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新县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部队纪律这么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邓小平严肃地批评道：“部队纪律这样坏，是我们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会议上宣布了三条铁律：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拿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会议还规定，各个部队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9月27日，又在光山白雀园附近召开著名的“王大湾会议”，进一步解决增强部队斗志、克服右倾情绪、整饬纪律等重大问题。

在这期间，野司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违反群众纪律和一名班长枪走火打死一个孩子，被执行枪决。

原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回忆：10月13日，野司到达黄冈总路嘴镇，镇上的老乡已经跑光了，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关门，街上没有行人，冷冷清清。忽然看到一个解放军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从一家店铺出来了。邓小平脸色立即变了：“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经查，违纪者是野司警卫团四连副连长赵桂良，是个战斗英雄，还是个劳动模范。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专门为这件事开会，最后决定，为了严肃军纪，下午召开公判大会，枪毙赵桂良，并且通知部队和群众参加公判大会。枪毙了赵桂良，震惊了当地老乡，他们很后悔地说：“这是真正的八路军，以后我们不要跑了。”

第二个被枪毙的是一位班长。时任二纵六旅政委、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回忆：部队驻在麻城商石桥，有个小孩爱和团直通信班长小赵逗着玩。一次两人玩枪，不慎走火，打死了小孩。军法无情，部队召开了公判大会。会场上，孩子的亲属抱住赵班长失声痛哭，请求上级别处决他。但是，团领导为了严肃军纪，仍然进行了严厉惩处。

据当时参加工作队的杜炳如回忆：邓政委路过商南黑河村，住在一个老乡家。老乡说，前一天解放军在湾子里打土匪，把他的牛牵走了。邓政委问他是怎么回事。老乡说，牛原先是土匪抢走的，解放军一打，土匪扔下便跑，就让解放军拾到了。等他去认领时，队伍已经走远了。邓政委答应帮他调查。

第二天，首长们翻过九峰尖大山，走进金家寨地区，宿营时遇上了工作队陈科长带领的工作组。恰巧就是他们前一天在黑河剿匪，并且确实牵来了一条牛。邓政委马上叫他们把牛送还老乡，并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去想一想土匪的牛是从哪里来的？凡事一定要多动脑筋，对群众有利的就做，否则就不做。一切行动都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新区工作，尤其应特别注意这一点。”

得知牛已经送还，并当面给老乡道歉后，邓政委点点头温和地说：“这样就很好，不要认为这是件小事情。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记住，这是个教训。”

时任六纵17旅旅长、原中央军委副主席李德生回忆：整顿纪律的力度越来越大，许多违反纪律的相继被处理，违法乱纪的现象越来越少。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17旅有个班的战士，来到老乡家门口，叫不开门，全班就在屋檐下过夜，战士们浑身淋湿，冷得发抖，也不进屋。有个机枪连，过新年住老乡家，为了尊重群众大年初一不泼水的风俗，全连一整天没洗脸。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严格执行我军铁的纪律，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克服了千难万苦，将我党我军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中总结的根据地工作经验与大别山根据地建设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根据地建设模式，最终重建了大别山根据地。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到1947年10月底，曾先后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府，开辟了鄂豫皖解放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站稳了脚跟，完全恢复并扩大了1946年7月中原军区被迫撤离的中原解放区地盘，像一把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

1948年初，邓小平致电党中央、毛泽东：“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整个中原地区有4500万人口，现为我控制者为两千万，计有豫陕鄂700万（有政权有工作者500万），豫皖苏900万（能收税的），……江汉300万，桐柏200万。其余一半人口的区域，极大部分有我部队和政权。”

几十年后，邓小平同二野老同志回顾当年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时说：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我们前进了一千里，直达长江，面对着武汉、南京、上海，扩大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毛泽东曾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重要战略意义。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中原野战军与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发起战略性进攻，共消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五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及一个绥靖区共55.5万人，成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消灭敌人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的战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终于得到充分展现。

编后：焦予玲，是一个士兵出身的资深党史工作者，曾参与《豫南革命史》《信阳革命遗址通览》等地方党史专著的编研。《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70周年回望——经略中原尖刀 全国反攻利剑》是焦予玲同志继去年推出《大别山走出的共和国将星——河南省新县籍开国将军追寻纪实》党史力作后，又一最新党史研究成果。文章再现了刘邓大军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勇当前锋的伟大壮举，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的序幕。重温那段辉煌历史，将激励我们继续发扬革命先辈不畏险阻、不怕吃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主义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