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交通执法人员现场执法的补充，“电子眼”对违反道路交通法规行为具有一定威慑力。然而，近年来有些城市、道路将交通“电子眼”外包给企业建设经营。人们担心，作为执法依据的“电子眼”外包给了私营企业，执法的公正性难以保证。（8月23日《京华时报》）
人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交通电子眼是一种现代化的监督工具，相当于交警的眼睛，它拍摄存储的影像记录是交警执法的主要证据之一，是交警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电子眼既关乎交通秩序和公共利益，也关乎民众的私人权益，具有特殊性，因而，政府应该独立承担交通电子眼的投资建设，不能把其作为一项普通的社会事务外包给私营企业，不能吸收民间资本。把电子眼外包虽然可以节省一部分财政资金，却会产生不少弊端，得不偿失。
民间资本具有逐利性，投资企业希望多违章、多罚款，希望早获回报，多赚利润，而交通电子眼本应该具有公益性，本应该发挥监督、规范、震慑、教育的功能，本应该约束人们少违章甚或不违章。当电子眼成了一门生意，电子眼的逐利性和公益性便处在了不正常的矛盾状态中。
外包的电子眼很容易变成“斜眼”。投资企业有可能对交通设施的设置、道路限速的标准等有一定的发言权或者影响力，从而有意无意地设置违章陷阱，让人们轻易地被超速、被轧线。投资企业也可能会直接参与执法，进行钓鱼执法、隐蔽执法或指标执法、过度执法。比如，作为回报，承包电子眼的四川某公司从每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人缴纳的100元罚款中，以“单个合格证据成本”的名义分得39元，获得的利益分成高达39％。据报道，从2006年开始，截至2008年，该公司“仅每年就从交通违法行为的行政罚款中获得运营收入数千万元”。利润是惊人的，而出让执法权衍生出的逐利性更让人害怕。电子眼一旦成为“斜眼”，执法就扭曲了，就亵渎了公平正义，就失去了权威性、严肃性和公信力。
其实，外包电子眼给企业让企业从罚款中分成的模式也违背了法治要求。《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财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返还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返还没收非法财物的拍卖款项。交通管理部门把违章罚款的一部分作为提成或者“利润”分配给投资企业，就是变相私分罚款的行为。
诚然，政府应该科学放权，应该将一些公共事务交给社会组织或者企业，但是政府下放或外包公共事务应该有界限有底线，对于涉及行政执法或司法类的事项，还是应该亲力亲为，不应该外包。 (李英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