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 饶
今夜的的北京下雨了，一如前天晚上的信阳。
大前天、前天，我第一次回家奔丧。逝者是外公，享年90岁。
外公走得很安详，行前剪了指甲、理了头发、逛了公园、会了战友，与家人共进午餐，安然睡去，没有留下一句话。
在他简朴而隆重的追悼会上，我听到他生前的简历，足足两页。刘邓大军、审判长、民政局副局长……一两年就换一个职务，经历了解放、肃反、反右、三面红旗、大饥荒、文革、改革开放……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离休。我这才知道，每天坚持看书看报的外公，在30年前还有这样叱咤风云的经历。
我印象中的外公，正如我表哥翔笔下的这般：“书房里，我和饶并排坐在板凳上，就像我们2岁时那样，就像我们5岁时那样，就像我们10岁时那样，就像我们20岁时那样。我们听着浓重四川口音饶有兴味背诵的木兰诗、岳飞满江红、文天祥正气歌、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抑或是别具川味且滔滔不绝的您的革命故事……”放大镜、剪报用的小剪刀、六点五十分的信阳天气预报；左手背在身后、右手三只手指捏住洋葱盒，背书时紧闭的双眼、微皱的眉头……离休后，几十年如一日，外公的生活极为规律，对儿孙讲述的话也重复且固定。正因如此，外公已经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符号。当他存在时，我们习以为常。当他失去了，我们的生命就缺失了一部分。
记得小学学到“乡音无改鬓毛衰”我的体会就极为深刻。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让十几岁离家的外公，70多年生活在河南信阳方言的环境中，仍能坚持四川射洪县口音。这种“执拗”其实在他一生中还有很多。不说假话、不整人、“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外公对自己的评价）……或许“问心无愧”是他高寿的原因，也是他晚年祥和幸福的原因。
在外公的葬礼上，我看到大舅一家、二舅一家、三舅一家、我的父母全部尽心尽力。接待前来吊唁的亲友，都能不失礼数，送他最后一程时，大舅、二舅、三舅，尤其是妈妈都哭成泪人。其实这种大家庭劲儿往一处使的场景我经常见到。自2000年以来，外公外婆数次生病，无不是四位子女、三位儿媳、一位女婿乃至四位第三代排班守候，竭力照顾；外公晚年想到深圳特区走走看看，三舅陪同，父母在深圳的朋友接待，让老人坐了飞机，坐了软卧火车，过了把“南巡”瘾。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外公的一生，能有这样孝顺的子女，身教是重要的因素，而他的子女们，又做给了我们下一代看。老人没有留下什么话，或许也是因为对这个家庭很放心，认为没什么值得牵挂。
尽管大家说，老人家有福有爱，没有痛苦地去了，走时也没给子女添麻烦；尽管大家说，90岁高龄无疾而终是“喜丧”，但当我昨天回到北京、夜幕降临，眼泪仍然止不住地喷薄而出。现在写这篇文章时，泪水又流了下来。我知道，这是悲欣交集的泪水。这些泪水与窗外的雨相呼应，寄托着我的哀思，也寄托着外公对未来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