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药监局原副局长刘桂生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接受12家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请托为其谋利。据他供述,在查处药企案件处罚决定酝酿和执行中,自己有“准末位发言权”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权力集中和监管考评缺失,使他“在分管范围内,习惯于擅自做主,个人说了算”。(5月6日《新京报》)
一把手“末位发言制”的初衷,是保障相关公务人员充分发表意见,让决策更民主、更科学。但是,在刘桂生案中,“末位发言”却变成不折不扣的“一言堂”,成为一种腐败特权。
其实,一把手是“首位发言”还是“末位发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有没有失去监督和制约。一旦失去制约,一把手哪怕不发言,一举手一投足,照样可以达成某种默契。要避免刘桂生案重演,必须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当年,针对郑筱萸案,国务院常务会议曾经要求“完善审批运行机制,做到分工合理、职责清晰、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时至今日,这一要求仍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希望能真正落到实处。
（张卫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