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1942年的河南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春天几乎是滴雨未下，半蔫的小麦只有一二成收，连军粮也不够交。直到晚秋才终于下雨。然而，由于错过了农时，播种太晚，禾苗只疯长不结籽。
这次大灾不仅遍及河南全省，山东、安徽、河北、山西不少县也未能幸免。
其次，1942年的河南，蝗虫滚滚。据1942年6月28日《河南民报》报道，尉氏县境内发现蝗群，大群飞蝗，遮蔽天空，东西达十余里宽，由北向南飞去，一时月色为之笼罩，暗淡无光。
档案显示，1942年，蝗灾遍及河南40多个县。汤阴、修武、扶沟、沁阳、新安、登封、荥阳、汝南等，蝗灾面积均在100万亩以上，其他各县也都有几十万亩遭受蝗灾。据《河南灾情实况》记录，始于1942年的灾荒，一直延续到1945年，受害面积达272839678亩。
最后，汤恩伯给河南人民带来的人为灾祸。汤恩伯（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在河南无恶不作，百姓痛恨之极，故当时民间有“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民谚流传。
在灾情蔓延，老百姓无隔夜之粮的情况下，汤恩伯以在叶县修建“边区学院”之名行修建官署之实。此举除了拆用古迹寺庙砖瓦之外，还强迫周围十余县按照规定尺寸，无偿捐送所用木料。各地将木料送到后，如不送礼贿赂，接收人员则以“不合格”之由百般刁难，强令再送“上品”，致使一些人畜病亡途中。
1943年春，河南灾情发展到了顶点，大批百姓或西北逃难，或死于荒村，汤恩伯借口抵御日军渡河进犯，强征远近各县民工数万人，以“以工代赈”之名大修黄河大堤。慑于淫威，各地不敢违误。一些民工因饥病交加，倒毙途中。工地上，也因瘦弱无力，口粮不给，死于河沿者日有多起。最终是工程并未做好，而死亡者不计其数。
1943年春，老百姓虽然饥肠辘辘，但小麦长势很好，如果此时政府能施以救济，灾民便可度过春荒，吃到新粮。然而，就在1943年3月至4月救灾的紧要关头，各县长官迫于汤恩伯之压力，不放一粮，眼睁睁看着灾民饿死。
在天灾人祸的多重压迫下，河南的灾荒变得更加严重，再加上赈灾的延误和地方官员的克扣，致使大批灾民流离失所，并不断饿死。
（据新华网 作者杨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