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 青

这辈子，我注定是要写大别山的。

我在大别山脚下出生，在大别山脚下长大，如今半辈子过去了，推开窗，看到的还是那片起伏的山脊线。小时候觉得它高，高得挡住了外面的世界；当兵离乡那些年，又觉得它远，远得像梦里一道模糊的剪影；现在再望，它不高也不远了，它就成了一个沉默的亲人，坐在那里，我每天都能看见，它每天都能看见我。

从2018年春天写下第一组诗《向死而生》算起，到现在，正好八年。八年时间，我已为它写下了二十多组诗，十数篇散文，光是《解放军报》和《中国国防报》就刊发了三十多首（篇）。数字摞起来挺唬人的，但对我来说，没有哪一篇是“写”出来的。每一篇，都是大别山找上我的。

八年前的那个春天，我去了一趟新县的大山里，路过一片山坡，坡上散落着几座矮矮的坟，没有墓碑，只有一丛一丛的映山红围着。带路的老人指着其中一座说，这里头埋的是个“学生兵”，牺牲那年才十六岁，从河北来的，家里人到现在不知道他埋在这儿。我当时站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山风灌过来，松涛声一阵一阵，我忽然觉得，那不是风声，是有人在说话。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他们想说什么？他们想让活着的人知道什么？

那天回家，我打开电脑，打下了“向死而生”这四个字。从此一发不可收。

这八年里，我写《无名烈士墓》那天夜里，把台灯压得很低，键盘上只有那一小圈光。写到最后几行的时候，手抖得厉害，不是因为激动，是觉得笔太轻了。那么重的一条命，压在纸上，压得住吗？后来我想明白了，压不住也得压。诗人不做这件事，谁来做呢？那些散落在荒野里的忠骨，那些被雨水冲刷了几十年的番号，总得有人去辨认，去接引，去给他们一个名字——哪怕这个名字叫“无名”。

《老兵与五星红旗》动笔之前，我在医院老干病房采访了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兵。他坐在轮椅上，军装已经褪色了，但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当年的事，他想了很久，说记得，记得连长的面孔，记得班里每个人的名字，一个一个念给我听，念了十几个，念着念着就不说话了，眼睛望着窗外，望着远处那面旗。他儿子小声跟我说，老人这几年记忆力很差，有时候连家人都不认得，但每年国庆节，他都让人推他到院子里看升旗。后来不久，老人家便辞世了。我写这首诗的时候，心里很平静。一个老兵把一辈子都交给国旗了，他身体里的弹片、骨头里的旧伤、血管里流淌过的那段岁月，都在这面旗子里。我只需要诚实地写下来，就够了。

这八年，我从来不觉得是在“创作”。我在做一件更简单的事：记录。那些老兵坐在门槛上摆手的姿势，那些军娃藏在被窝里的迷彩背包，那些无名墓前一茬一茬新开的野花，那些战士匍匐前进时压过的草茎——这些细节不是我“构思”出来的，是它们自己撞到我面前的。我要做的，就是弯下腰，把它们捡起来，擦干净，端端正正地摆在纸上。

有人问我，为什么总爱写那些“小”的东西？一粒种子，一颗弹壳，一针没绣完的枕套，一个孩子画在病历纸上的爸爸。我想了想，大概是因为，我这辈子见的都是“小”的人。大别山走出许多大英雄，但更多的是把儿子送去打仗就再也没等回来的母亲，更多的是退伍回来种了一辈子茶的老兵，更多的是父亲远在边关、自己学会挂号看病的军娃。正是这些“小”的人，撑起了一座“大”的山。我写他们，不是为了让他们变得伟大，是为了让他们被看见。看见了，就不会忘。

八年写下来，我发现所有作品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对抗遗忘。《向死而生》是抗拒烈士被遗忘，《无名烈士墓》是抗拒名字被遗忘，《烈士遗骸返乡》是抗拒归路被遗忘，《大别山的月亮》《大别山麓的课堂》是抗拒下一代把上一代的牺牲遗忘。遗忘太容易了，时间是个很厉害的东西，它会磨平墓碑的棱角，会泡烂泛黄的家书，会让一个老兵的面孔在相框里越来越淡。诗和散文能做的不多，但至少可以做一道堤坝，挡住一点潮水，哪怕只是一小片。

这八年里写下的那些文字，没有用什么高超的技巧。我不想用太复杂的意象，也不喜欢把句子拧得太紧。大别山本身就不需要修饰。它的每一块石头都已经被血浸透了，每一道山梁都扛过枪、抬过担架、埋葬过年轻的生命，我还能写出什么更“震撼”的句子呢？我只能朴素地写，诚实地写，像山里的石头一样，有什么说什么。

这八年，我把大别山当成一个人来写。它有体温，有心跳，有悲伤，也有希望。它在《向死而生》里是一个承受了巨大牺牲的母亲，在《丰碑的回响》里是一个挺直了脊梁的父亲，在《春天的迷彩》里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年，在《军人的孩子》里是一个学会了独自面对生活的孩子。每一首诗、每一篇散文，都是我和它的一次对话。有时候它跟我讲从前的事，有时候它告诉我这些年山里的变化，有时候它什么都不说，就那么沉默着，让我陪着它一起沉默。

有人问我后面还写不写了，当然写。这辈子只要还能拿得动笔，我就会一直写下去。大别山太大了，三省四县层层叠叠，我写了八年，也只写了它的一小块衣角。还有那么多烈士的名字没有问到，那么多老兵的故事没有听完，那么多军娃正在长大，那么多新的迷彩正在融入这片土地。我能写多少，就写多少。

八年过去了，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像种子一样撒进了山色里。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不是这些文字能刊发在哪里，获什么奖，而是我有机会成为大别山的一个记录者。我把那些听见的、看见的、感受到的，老老实实写下来，交给读者。这些文字，终有一天会像我写的那些墓碑上的苔藓、石缝里的草芽一样，成为大别山的一部分。

到那时候，我就不光是大别山的儿子了——我也是它的一块石头，一棵草，一粒泥土。

那就是我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