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随着宋代主题的出版物及影视作品相继推出，宋朝的人文情韵开始引发民众的浓厚兴趣。宋词之外，文人画、瘦金体、清明上河图等逐渐成为民众耳熟能详的宋代艺术标签。而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更以其潇洒风流令人心向往之。宋朝逐渐以丰富立体的形象进入民众的视野，宋代文化也越发展现出迷人的风采。

真正了解一个朝代需要走到历史的深处，知悉丰富的历史细节，进而洞窥时代人物的内心世界。因为，一个时代的一切外在形态根本上取决于这个时代的内在精神。北京画院研究员仇春霞撰写的《千面宋人》就是要深入历史的细节，深入宋人的内心，去呈现千姿百态的个体生命，以此解读一个风雅的时代。

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千面宋人》主要是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因此，其对历史的描述极力避免宏大叙事，而重在梳理人物关系，发掘历史细节，以期引起读者的兴趣。而诸多细节又往往通过人物之间的书信牵扯出来，借以铺展出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书中引用了范仲淹、苏轼、欧阳修、司马光、苏洵、黄庭坚、米芾等37人的90封书信，其中苏轼以20封书信高居榜首。这些书信同时也是风格各异的书法作品，为读者生动展现出千百年前的文采风流，令人大开眼界。作者又不辞辛苦地把书信大意转译给读者，让人更真切地体味宋人的用语规范、社交礼仪和情感内涵。说实话，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宋人书信用语跨越千年，与现代汉语有着很大的隔阂，一些写信人为追求古雅，刻意使用晦涩的语词，更造成后人理解上的困难。比如叶清臣写给郑戬的一封信（《近追大旆帖》）便颇不易懂，其中“涓”“甫憩”等词语需要深入索解，作者为求确解下了不少功夫。书信内容涉及写信、收信双方才知道的事情原委，要想梳理清楚并作准确的说明，需要对各类信息加以细致的考证。作者从书信提供的有限信息出发，联系写信人的生平事迹、写信背景、人际关系乃至时代风俗，抽丝剥茧，条分缕析，钩沉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密。比如由苏轼写给陈季常的一封信（《人来得书帖》）出发，作者提出“苏轼为何送一担酒作为丧礼”的问题。随后结合苏轼在黄州时的经济状况、宋人葬礼用酒量颇大的时代风俗以及宋代榷酒专卖制度等资料，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考索历史是作者的偏好，但凡书信中提到的历史信息都会被作者抓住不放，深究细考，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方才罢休。比如作者通过比较蔡襄、欧阳修等人丧母之后写给友人的书信，发现信中的哀告语大同小异，实则遵循一定的语言模板。作者认为这类讣告类书信属于宋代丧葬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新儒学兴盛的时代，尤其是北宋前中期，丧葬期间的许多行为都要遵守特定的礼仪，写信也是如此”。这一判断为读者认识宋人此类信件特点及相应的文化背景颇有启发意义。此外，书中对宋代澄心堂纸的来历、毛笔的演化、墨的制作、山药的种植、河豚的吃法以及相关人物的逸事，也进行了颇有趣味的考辨，令人读来兴味盎然。

有的书信还会牵扯出有名的历史公案，比如苏轼在其晚年名作《荔枝叹》中批评丁谓和蔡襄“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认为二人通过向朝廷进贡名品官茶媚上邀宠，令人不齿。自苏轼《荔枝叹》诗流传后世，贡茶以邀宠便成为“前丁后蔡”的历史污点。作者却通过对史实的深入考证，认为福建贡茶由来已久。自南唐开始，建茶便已成为贡茶，丁谓作为转运使，关注茶业并加强管理是其本职工作。蔡襄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步，研制出闻名天下的“小龙团”茶，并对茶场的管理和茶叶运输都进行了改进，既满足了公众对高品质茶叶的需求，也增加了财政收入。二人所为不仅不是邀宠，而且是突出的政绩。作者将被苏轼污名化的历史进行还原，纠正了以讹传讹的错误认知，对丁、蔡二人作出了客观评价。

实际上，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对书信中潜藏信息的解读，这更可见出作者心思之细密及对史料辨析之深彻。比如张浚在给岳飞的信（《谈笑措置帖》）中，颇多奖慰之辞，语言极为客气，以张浚彼时川陕宣抚处置使的高位，完全不必纡尊降贵，给一个品阶低下且远在江西的武将写这样一封没有实质内容的信。作者通过对北南宋之交背景下的宋金关系、朝廷与武将关系、主战派与主和派关系的分析，认为“张浚低姿态向岳飞示好，就是在拉拢关系，扩大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结合后来的形势发展，这一结论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再如作者对富弼《温柑帖》的分析同样细致入微，不仅揭示了富弼微妙的心理活动，而且连带出北宋中期士大夫集团权力斗争的广阔背景，以小见大，别具只眼。书中这样的精彩洞见比比皆是，令人不由得赞叹作者的心细如发以及善于发现史料之间关系的敏锐眼光。

本书以宋人书信为主要线索，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描述及对相关史实的钩沉，为读者呈现出立体的宋代人文画卷，既有知识性、趣味性，又不乏学术性，可谓异彩纷呈。

（作者：吴增辉，系河北科技大学教授）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