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战爆发后，金陵女子大学（简称“金女大”）由南京迁至成都办学。金女大在成都办学期间，就曾有学生参与地下党的工作。1945年春，成都十几所大学的爱国师生在中共领导下掀起了反蒋的民主运动。来自四川广安的社会系学生张尚琼由从延安来成都的共产党员黄立群（徐特立的外孙女）推荐，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革命群众外围组织朝明学识研究社（朝明社），成为该社的一名积极分子，从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张尚琼回忆说：“记得一个下午，一位在成都《文汇报》《华西晚报》工作的陈子涛同志，经我表兄张永烈（中共党员）介绍，给我送来一卷包扎好的《新华日报》及其他有关反蒋的材料，并嘱我注意保密，不要遗失，还要尽可能地秘密张贴出去，向公众进行反蒋的宣传教育。正当我把那卷东西放进我的内衣里时，忽然发觉离我们约百米远的两个歪戴帽子的可疑分子向我们走来。我赶紧拿起手中的一本美国画报翻阅，并把画报上的英语读了几句给陈子涛听。而陈似乎来不及听我说什么，却闪电似的一下子弯下腰来把我紧紧抱住，并亲了我的脸。由于我在此以前从未经受过这样男女亲昵的场面，同时又感到突然，所以很反感，当即不愉快地给他打去一记耳光。可他不但不生气，仍旧抱着我不放。我使劲要推开他时，隐隐约约地听到有人在我们背后说：‘走，走，光天化日下，在谈恋爱嘛！……’陈子涛当即转身向后一望，立刻放开了我，笑着对我说：‘好了，警报解除了。’他又轻声细语地对我说：‘在对敌斗争中的危急时刻，我们可以采取迷糊白狗子的特别措施，是有用的。否则今天我们就会被抓进监牢里去了。’我听了这些话后，联想到他对我做出的一时我不理解的突发行动，明白了他原来是一个机警、老练、灵活、勇敢、沉着的革命工作者，一个优秀的可敬可爱的共产党员！”

抗战胜利结束不久，张尚琼就随学校回到南京，继续进行反蒋活动。

二

抗战胜利后，金女大从成都迁回南京时还没有党员，直到1947年吴文安从上海进入金女大，才有了第一个党员。吴文安居住过的泰州，曾是新四军的根据地。已经参加地下党的姑姑常常给她讲革命故事，介绍进步书籍。抗战胜利后，吴文安回到上海就读于省吾中学。这是圣约翰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办的一所进步学校。她的班主任来自四明山游击区，鼓励学生接受进步思想，并动员吴文安去解放区。高中毕业时，已是地下党员的同学蔡玲珍建议她报考金陵女子大学。进入金女大后，她一面等待党派人来接关系，一面尽自己所能为党工作。1947年底，吴文安被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5月，她发展了王粹珍和王端一入党，并于8月底成立了党支部。王粹珍任支部书记，吴文安任组织委员，王端一任宣传委员。

1948年9月，曹琬进入金女大，就读于社会学系。曹琬受父亲的影响，于1946年6月在南京参加了隶属新四军二师系统的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主青年救国会”，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读金女大后，金女大地下党支部派王端一按约定的暗号同她接上关系，并给她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内容，要求她在一年级学生中展开活动。此时金女大支部已有4名党员，联系金女大支部的是王慧君。

金女大的学生大多出身富裕家庭，信奉基督教，都比较单纯、善良，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她们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埋头读书、不问政治，要引导她们关心国家大事，了解社会现实，认清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可以说是相当困难的。

金女大党支部根据学生的不同觉悟水平组织不同层次的活动。一是通过学生会公开的活动，如组织民歌社、出版墙报、开办工友夜校等形式，广泛吸收学生参加。二是组织读书会，如实践社、拓荒社等。读书会经常介绍一些书籍给大家，如《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一批公开出版读物，并在她们中间秘密传阅《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参加读书会的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可以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三是有选择地参加一些宗教“团契”活动，便于与一部分笃信基督教的同学联络感情，打成一片，了解她们的思想动态，逐步影响她们。四是推出社会系的李振坤竞选学生会主席。李振坤性格开朗，聪颖活跃，热心公共事务，不同信仰的学生都觉得她可以信赖。当时，李振坤要求进步，组织上有意识地暂缓吸收她入党，让这位大家都能接受的进步同学为党多做些工作。

除了这些群众性的集体活动外，更多的是进行个别接触，开展谈心活动，交流思想，建立感情。党支部经常分析群众情况，分工联系一些积极分子，时机成熟时就吸收入党。从1947年秋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金女大中共地下党支部就先后发展了白秀珍、李植澄、段玫、何乾三、曾曼西、洪范、何霭兮、鲁洁等12人入党。其中有4人是由吴文安直接介绍入党的。

三

1948年5月21日晚，中共南京地下党领导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在中央大学组织了纪念“五二○”周年晚会。国民党特务在会场上捣乱，散会后还抓了金女大和中央大学的学生，激起了学生们的公愤。大家纷纷罢课，游行示威，包围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青年部，以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暴行。示威学生把“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青年部”的牌子用黑漆改写成“中国刮民党暴行委员会猜部”，高喊抗议国民党的口号，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22日，金女大的部分学生第一次走出校门参加了游行示威。迫于压力，国民党特务机关释放了被捕学生。

1948年秋冬，由于国民党对进步学生进行大逮捕，形势恶化，组织上决定将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陆续撤退到苏北或皖北解放区。王端一和洪范参加的公开活动比较多，所以组织决定让她们首批撤退。当时徐丽丽（徐悲鸿之女，后改名徐静斐）追求进步，要求靠拢组织。1948年底，她母亲蒋碧薇要带她到台湾去，飞机票都买好了。徐丽丽却向曹琬表示非常想离开这个家庭。曹琬立即将此情况向组织汇报，决定帮助她撤退到解放区。其时，徐丽丽已随母亲到了上海，但还同曹琬保持联系。这时洪范也被父母带到上海准备南迁。在王端一撤退前夕，李振坤、吴文安去上海分别通知徐丽丽、洪范秘密回到南京。徐丽丽由曹琬掩护，洪范住在李植澄家。走的那一天，曹琬护送徐丽丽坐三轮车到中华门火车站，与王端一、洪范会合后坐火车去芜湖。当时统一口径，如果有人盘问，就说到曹琬外婆家去玩。她们还约定，必须见到王端一手上拿一张报纸，才可以上车。她们三人平安地撤退到了解放区。王端一走后，组织上决定由曹接替她的工作，担任党支部宣传委员和学生会学习部长。

经过党支部的努力，至解放前夕金女大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学留在学校迎接解放。

四

1949年4月1日，南京爆发了“四一”运动，学生们喊出了“立即释放被捕同学”“反内战，要和平，争民主”的口号。金女大学生继1948年“五二○”周年纪念后，又一次走向街头，投身学生运动。“四一”运动开始后，王粹珍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意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希望学生最好在校内活动。但以李振坤为首的一批积极分子情绪激昂，决心走出学校。组织上同意了大家的要求，并指示党员要积极引导，所以党员后来都参加了，而且走在队伍的前面。同学们一路上高喊口号，不断向群众开展宣传，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游行队伍回到学校后，同学们躺在草坪上，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突然，金陵大学的同学传来剧专、中大有同学被打死、打伤的消息。曹琬赶快去找王粹珍，把这个消息传达给参加游行的同学，让大家注意。同学们很快就组织了慰问队，到鼓楼医院和中大医院慰问。

随着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学校面临着留与迁的选择，校长吴贻芳最后顶住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压力留了下来，当时去台湾的机票都送给她了。这除了她本人的明智选择外，也与一些进步教师的影响以及他们所做的工作分不开，如中文系的陈中凡、吴组缃、刘开荣，数学系的李绪文，历史系的王拭，地理系的刘恩兰，外语系的潘曜泉等。他们和支部的党员都有比较好的师生情谊。曹琬参加社会活动缺了很多课，陈中凡老师常常给她单独补课；支部书记王粹珍因工作之需，经常旷课，按规定学校要给她除名，通过这些老师做工作，吴贻芳校长收回了成命。

4月22日，即南京解放的前一天，上级党组织通知支部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她们早就做了准备，如学扭秧歌、学打腰鼓、编唱快板等。这一夜，十几位同学聚集在刘开荣老师家，写标语、做红旗。后来，她们又集中到南山宿舍，谈笑风生，一夜无眠。快天亮时，她们看到了信号弹，那种激动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同学们一早提着糨糊桶，带着标语，扭着秧歌，呼着口号，一路奔到挹江门，迎面遇上了进城的解放军，许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南京解放后的一段时期，教会学校没有被政府接管，党组织还是在秘密状态下开展工作。当时直接领导金女大党支部的是徐敏(江渭清夫人)，开会经常都是到她家里去。1949年暑期后，吴文安和李植澄调团市委工作；段玫、何乾三、何霭兮等先后离校、参军；曾曼西去了北京；王粹珍、白秀珍和曹琬留在了学校。不久，王粹珍调到北京团中央，白秀珍去金女大附中任教，党的力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上级领导及时作出筹建团支部的决定，曹琬担任了金女大第一届团支部书记。在斗争中涌现的一大批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团，这以后许多任务主要依靠团组织来开展。在参军参干、抗美援朝、反侮辱、反诽谤等活动中，广大团员发挥了骨干作用。

1949年秋，党支部在金女大公开。

五

1950年11月，金女大社会系教授费睿思(美国人)，在批改医预科一年级学生李芸本的英文作业时，为美国侵略朝鲜辩解。李振坤就此事致信学校学生会，曹琬立即将此情况向学区党委和大专分团委作了汇报。不久，在曹琬去参加南京市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期间，市委决定把她抽回学校开展运动。因为金女大党支部是学生支部，对校方和老师无法直接开展工作，就由市委派出的工作组驻校直接与校方接触，并统一协调行动。争取吴贻芳校长的工作则是由学区党委杨致平亲自负责的。

抗美援朝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全国各阶层人民多数对美国侵略者同仇敌忾，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存在着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长期受美国教会资助的教会学校中表现尤为突出。为了推动这场斗争，金女大组织了控诉团，在全市召开了多场控诉大会，李振坤等人还去外地进行控诉。同学们声泪俱下的控诉，激发了大家对美帝侵略罪行的痛恨和高涨的爱国热情。《人民日报》社论对此事也作了报道：“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前导，开展了深入的反侮辱、反诽谤运动，控诉了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批判了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提高了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

在此运动的基础上，金女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捐献活动，很多同学把珠宝、黄金首饰捐出来，把家里的金条、银圆捐出来，场景十分感人。

1951年3月，曹琬任专职党支部书记，不久金女大与金大合并。同年8月底，曹琬奉调到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离开了金女大，结束了她的学生岁月。

在参与地下党工作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充满着危险，但这些并没有阻碍金女大的同学们对党的工作的热情。正如当年的地下党员鲁洁在回忆这一段峥嵘岁月时所言，书本和生活赋予她的理性，使她“具有一种胆识，毅然抛弃家庭与学校为我们所安排的安逸平坦的道路，而行进于布满荆棘的途径”，使她“有勇气舍弃自己既得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与安全，准备为大众的幸福而奉献一切”。

（据《党史博览》钱焕琦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