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各个城市都流传着“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的民谣。所谓的“高级点心高级糖”，指的是当时不得已而采取高价供应的糖果和糕点。作家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回忆：“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看过，替孩子们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挑便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花了40多元。”当时，虽然我们不承认计划经济条件下存在通货膨胀，但事实上通货膨胀已表现得十分明显，甚至相当严重。

一

要分析计划经济条件下出现比较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我们应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着眼。“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等现象严重，出现了不顾国力一哄而上的“头脑发热”现象。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迅速扩大，城市工矿企业招工人数大量增加，加上“大炼钢铁”运动中给各地的亏损补贴，导致钞票发行量急剧增加。到1961年，由于农村开始对“一平二调”进行退赔，对许多无法退还原物的进行折价赔偿，再加上适当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钞票发行量进一步增加。1958年和1959年每年增发10亿元，1960年增发20亿元。1960年12月底的货币流通量是95亿元，到1961年3月15日，货币流通量达到114亿元，两个多月的时间即增发了19亿元。

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过量发放货币，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间，物资紧缺，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度日，由营养不良引发的浮肿病和干瘦病严重，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比较严重的非正常死亡。所以，过量发行的货币冲击市场时，首当其冲的就是食品。

1961年1月25日，中央在《糖果、糕点供应座谈会纪要》中也不得不承认：“首先是见到能吃的东西就盲目冲击，其次是见到比较有点用处的可以贮存起来的东西也盲目冲击，逼得凭证供应，平均分配的品种越来越多，逼得许多商品无法维持正常供应，市场的稳定和人民币的信用受到很大威胁。现在凭证供应、平均分配的商品，北京市、上海市各占一半左右，许多城市工矿区占百分之七十，一部分工矿区几乎全部如此。吃的东西，各地几乎全部凭证供应、平均分配。”

由于当时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商品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通货膨胀无法表现在国家规定的牌价上，便集中表现在黑市价格上，集市贸易放开之后则集中表现在集市价格上。这样就导致许多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商店虽然仍按照国家牌价营业，却无法敞开供应，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

显然，如果这种局面长期持续下去，必然使人民币信用受到质疑，对经济建设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专门组织人员进行调查研究。

经过财政金融部门的调查，发现当时货币流通量的增加主要是在城市，虽然职工工资没有增加，但由于就业人数增加了，工资总额就扩大了。“农村每人平均货币流通量不到4元，每户不到20元，而城市每人平均20～25元，四口之家近100元。”人们手中钞票多了，却花不出去，持币待购的现象十分严重。而造成持币待购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掌握的商品有限，无法尽快回笼货币。新中国成立后，在市场稳定的情况下，每流通一元钞票，大体需要八九元的商品，而1961年每流通一元钞票，只能供应4.5～5元的商品。商品可供量与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巨大，商品供应严重不足，通货膨胀事实上已经十分严重，各地职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10%～30%，个别地方也有下降40%～50%的。

二

掌握调查研究情况后，1961年1月24日至25日，主管财贸工作的陈云和李先念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了糖果、糕点供应座谈会。会议对解决当时物资供应问题的两种方法——“低价、平均分配”和“高价、敞开供应”进行了比较分析。

大家认为，采取“低价、平均分配”的办法，回笼货币少，有限的商品投向市场，依然不能缓和人们持币待购的紧张心理，多余的购买力还将继续到处冲击，各方面的商品供应仍将逼得很紧。群众遇到走亲戚、来朋友、办喜事，将会继续感到没有回旋余地，感到生活上不方便。市场供应还是越逼越紧，越挤越死。而实行“高价、敞开供应”更有利于解决问题：既可以缓和人心，回笼一大批货币，把购买力盲目冲击的车子刹住，逐渐改变市场上有钱买不到东西的状况；也可以给一部分人增加热量，增加营养；还能比较快地争取到物资与购买力的平衡，从而有利于争取市场的好转。

会议考虑到，人民群众生活已经比较困难，手中可支配货币不多，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关系特别密切的商品涨价，不仅增加了群众生活困难，而且也不能产生明显效果。由于当时工资水平普遍较低，只有少部分拿定息的资本家、高级民主人士，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水平较高，手中有大量剩余货币，回笼货币的重点对象是这样的特殊群体。

针对上述特殊情况，座谈会决定：“物资供应应当是两条腿走路，要有低价商品、计划供应、平均分配，这是主要方面；也要有高价商品、敞开供应、自由购买，这也是必要的形式……在今年，原有的低价供应、平均分配的糖果、食糖、糕点、猪肉，应当继续保持。但是供应定量坚决不增加，以便把增加的糖果、糕点、猪肉用高价、敞开供应的方式投入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保证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品的价格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供应高价商品，敲“富人”竹杠，实质上就是通过把黑市中实际存在的通货膨胀拿到“白市”来，使“非法”涨价合法化，从而大量回笼货币。这种办法一施行，即收到了明显成效。从1961年2月起，全国有100多座城市先后开设了高价饭馆。到1961年底，这些高价饭馆营业额达到4亿多元，上缴国家的高价利润2.6亿元，在改善市场供应状况，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赤字）和回笼货币方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1961年开设高价饭馆取得成效的基础上，1962年高价饭馆的数量和营业范围进一步扩大。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建议，全国各大中城市和主要工矿区，凡是有条件的，都应当开设高价饭馆。已经开设的地方，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适当增加一些网点。海参、鱼翅、熊掌、火腿、冬菇、银耳等高级副食品除了保证出口和招待外宾的需要以外，全部用于高价饭馆。这些商品的供应价格，在当时零售价格的基础上提高两倍左右，加上合理的加工利润对外供应。

三

1962年，除了高价食品，高价供应的商品范围进一步扩大，货币回笼进一步加快。从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供应高价商品文件的频率，可以看出中央的重视程度。1962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提高内销高级茶和中级茶价格的报告》；3月25日，批转《关于销售高价自行车的报告》；4月9日，批转《关于提高钟表销售价格的报告》；4月9日，批转《关于提高各种名酒、用粮食酿造的白酒啤酒的销售价格的报告》。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这些报告中，除了招待外宾需要和一些极为特殊的情况外，这些特殊商品均按照新定的高价进行供应。如上海牌17钻半钢防水大三针男表零售价格由60元上调为180元，上海产钻石牌长三针怀表零售价格由23元上调为69元，北京京钟牌长三针背铃闹钟零售价格由15.8元上调为40元，贵州55度1斤瓶装的茅台酒零售价格由2.97元上调为16元，北京65度1斤装的二锅头零售价格由1.52元上调为8元。

同时，经过1961年对“一平二调”的退赔和适当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许多农民手里也掌握了大量钞票，这时，高价商品在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显现出来。以销售高价自行车为例，商业部在河北和广东的少数地区进行了试点。河北省五个县在19天的时间里，以每辆650元的价格销售了4292辆。广东省12个县在20多天里，以每辆590元的价格销售了741辆。由于试点地区集市贸易中旧自行车的价格很高，而商业部门的定价略低于集市价格，所以农民并不嫌贵。不少人为了购买自行车，大量出售农副产品，集市上农副产品的价格出现下降的趋势。

在保证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不涨价的情况下，敞开供应部分高价商品，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也是计划经济独特历史条件下，回笼货币的独特办法。

这种计划经济条件下特殊形态的通货膨胀，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都极为罕见。它一方面通过计划经济指令的杠杆，通过凭票（证）平均分配的办法，使关系人民日常生活的商品价格保持基本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保证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从而维护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通过行政指令大幅度提高部分商品的价格（仍然是国家定价），加大了部分商品的急遽通货膨胀程度，达到了回笼货币、控制大面积通货膨胀的目的，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财政金融形势大大好转。到1963年，凭票（证）供应的商品越来越少，敞开供应的商品越来越多，价格逐步下降。高价商品结束了它的使命，特殊形态的通货膨胀也就宣告结束了。

（据《党史博览》王永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