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三年来，精准扶贫、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不少，或写国家层面，或瞄准一省、一市、一县甚至一村；或全景式表达，或侧重基础设施建设、思想观念、文化教育、医卫配套、产业发展、先进事迹等某一方面。作家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形成一场令人瞩目的纸上风暴。而引发这场风暴的原点，就是“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梨子寨。见证这场风暴的，除了2013年11月3日这一时间点，还有梨子寨靠近山顶处一棵古老的梨树。

这棵梨树，在文学乃至美学意义上，成了精准扶贫的一个地标。卢一萍的四十万言《扶贫志》就是由这棵梨树开篇的。从这棵树出发，他以花垣县为原点，以湘西为腹地，以湖南为案例，向世界讲述了中国脱贫事业获得巨大成功、诞生人间奇迹的原因。

《扶贫志》由五篇十八章和前引、结语构成，且缀有后记。第一篇“首倡地”写花垣县委书记罗明和十八洞村驻村帮扶队长龙秀林，对风暴发轫地的帮扶探索、举措与行动。第二篇“大地基石”写田金珍、龙献文兄妹，谭绍鲜、谭泽勇、田昌英等几位本土本乡村干部舍己为人、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故事。第三篇“且将他乡当故土”写邱孝、刘斌、杨凯、时鹏等几名异乡人，从省城长沙乃至首都北京到湘西驻村担任第一书记和帮扶队员的所作所为。第四篇“在悬崖上逆袭”写了酒鬼龙先兰、病残女吴添春和留守女谭艳林3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年轻一代村民，与命运顽强抗争，反过来帮助其他村民脱贫致富的人生之变与奋斗奇迹。第五篇“仰望星空的人”写几位有想法、有情怀，已然从农民变成城里人的理想主义者，毅然返身贫瘠边远农村，带领村民战贫奔富、立志振兴乡村的故事。他们中有“90后”“50后”，有大学生，也有失学者，他们是麻兴刚父子、石泽林、王少甫、张顺心和牺牲在扶贫岗位上的老兵王新法。

由此看出，卢一萍的笔墨完全用在了人的身上，基本上是每一章主写一个人，写出了一组置身精准扶贫战中各色人等的生动群像。人脱贫了，也就意味有产业的兴起，意味着有衣食住行、有宜居环境，也就意味着村子脱贫、农村脱贫了。所以，扶贫即扶人，而扶人，必先扶志。所以，书名中的志，既指志书的志，又指志气的志。

写人更应该写人的内心。可内心又被对方衣饰和肉体的城堡紧紧包裹，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写？这个难不倒卢一萍。为避开误写、谬断的尴尬与风险，他将这一作业交给了采写对象，由他们自己一字一句、落子有声地讲述出来，而卢一萍所做的，是把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让读者和时间去检验。

这样一来，《扶贫志》就具有了复调式叙述结构。书中每一章，基本上都是由两个人的讲叙交替相嵌叠加而成。一个人是作者自己，讲地缘与历史、背景与环境、由来与过程、效果与影响，穿针引线，承上启下，担当总编导的角色。另一人（其中两章为两人）即采访对象，讲人生经历、苦难与绝望、失败与成功、矛盾冲突，尤其讲心路变迁和思想心得。还有一种复调，是全书五篇由本土人与异乡人、扶贫人与被扶贫人、官方人士与民间人士等不同身份者穿插回旋形成的复调。

没有写作的田野考察、现场感与亲历性，何来非虚构？偏偏是，卢一萍反其道而行之，让读者从引言、五篇十八章，直至看毕结语，竟没能看见一个“我”字！他的策略是，把大量的“我”，藏在了后记中。如是，后记就成了正文的一部分，或者说与正文演绎了一种复调，亦即本书的第三重复调。

除了叙事结构的特色，《扶贫志》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真实性——它的惊心动魄、步步惊心的真实性。由大密度的感人细节波连波、浪打浪奔涌成的扶贫人的感人事迹，让我几次动情，不得不在压住哽咽和泪奔中阅读。比如老兵王新法建烈士陵园的决绝，比如好几位原本家境富裕的村干部，因帮助村民脱贫，却顾不上自己的情状。也有的故事，带给我的是沉重与喜悦相伴的感动，比如大字不识几个、卖了一头猪就敢拍电视剧《千里寻母记》的传奇人物田金珍。在表现这些时，作者“我”用冷静、不动声色的零度叙述呈现，但却丝毫掩饰不住被采写的主人公现身说法的感染力，他们坦诚的、原汁原味的讲述，充斥着情感的温度。从这一点上，也可看出作者对复杂语境处理的高妙，筋筋绊绊，一枝一叶，说服力很强。

写湖南，又不囿于湖南；写扶贫期间，也写扶贫之前和扶贫后的未来——这填充和撑开了《扶贫志》的格局与志向。书中和盘托出的诸多案例、样本，其稀有性与丰饶性，实验性与先锋性，典型性与囊括性，尤其是可复制性和推广实效，为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中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役，提供了一部弥足珍贵的文学史料。可以想见，没有一片赤子情怀，没有对土地的信仰，没有敢于吃苦的作风，卢一萍的采访就不可能这么深入，更写不出风暴中的那几多微澜、微澜中的那几多澎湃。（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