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说，不知道自己故乡是哪儿，估计会有一千多人，笑咱“弱智”；还有一千多人，给俺“上纲上线”；也许还有一千多人，想打俺一顿。呵呵。

国人根深蒂固的“故乡情结”，永远血脉偾张。临近春节，尤为热烈。

俺爸的老家是泉州；俺妈的老家是柳州；俺出生在广州，成长在北京……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小火车铆足了劲“突突突突”地开，你说，哪站不是站？

虽说填籍贯都以爸爸的老家为蓝本，但老实讲，从没感到多重要，大概缘于陌生吧。爸爸出生在福建泉州一个贫民家庭。他的爹，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养活全家。俺爸17岁在泉州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到上海参加“左联”；从此在党的安排下征战四方。只在五十年代初，主导反映侨乡的纪录片《故乡》时，短暂回过老家。然后就和俺妈一起被派到海外工作，断断续续，直到去世。我们也就没有机会见识一下他的老家和亲人。只知道爸爸从未间断给奶奶寄钱。

九十年代初我到福州开会，会后集体出行，路过泉州半天。由于匆忙，东道主只安排大家去当地一个著名祠庙参观。很抱歉，连名字我都没记住。终于在2015年11月底，一次厦门活动结束后，我踏踏实实站在了泉州的土地上。除了去看看破旧的老宅和未曾谋面的亲戚，更重要的是，代表姐妹们给父亲家乡的泉州市图书馆赠送父亲著作。其实这些著作，该馆都有收藏，而且种类已五十余种。可以说，赠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捐完后我在朋友圈写下一句话：“我完成任务了，爸爸放心吧！”

这次泉州行，留下了一张有趣的个人纪念照：在惠安县海边，朋友们让我打扮成“惠安女”留了个影。照片上，我掩嘴窃笑；坐在我旁边的《泉州晚报》林总，开怀大笑。

妈妈的老家，确切地说，不在柳州市，而在柳北的融水县。这个热血女青年，16岁当了《救亡日报》的通讯员；1941年，17岁的她，由组织安排到《柳州日报》当了一段时间记者。她用“雷维音”这个笔名写文章；并以此作为真名，伴随了她一生。就像俺爸，“司马文森”也不是他的真名，而是使用得最多的笔名。这一代地下革命工作者，提着脑袋过日子，真心不易，真心佩服。

2016年4月，桂林活动结束后我特地来到柳州。当时的《柳州日报》总编刘榴带我去的第一个拍照点，就是东门古城楼。到那儿才发现，这里还有抗战时期《柳州日报》的办公遗址。我毕恭毕敬，认真地崇拜了妈妈一番。尽管在她那个年代，还没有我们。

如果说对父母的老家“没感觉”，那真是瞎话。有照片为证：在泉州、在柳州，我拍片是如此“得心应手”：好画面、好构图，随手拈来，不假思索。我知道，冥冥之中，是爸妈给了我灵感。

至于广州，我的出生地，我在那儿上小学直到四年级。学校坐落在广州东郊的石牌村，叫“广东省育才学校”，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干部子弟学校。记得有次上课，教室里突然钻进一条蛇。是的，剧毒的眼镜蛇。小朋友们的尖叫声，至今还“不绝于耳”。2016年12月，一次广州活动结束，《羊城晚报》的小蔡特地带我“故地重游”。那里，如今是广东大名鼎鼎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北京，我的北京。说到生活了几十年的北京了。小学中学大学、工作结婚生子直至退休。熟到什么程度？一块牛排，别问几分熟，早已熟到“一塌糊涂”。举个小例子，你就看出我对北京的感情了：每每有人在朋友圈抱怨北京的雾霾，如果是外地的同志，俺顾着面子，不好意思反驳；如果是北京的，我就要竭力辩护了。“忆苦思甜”一下：六十年代末俺还在读大学那会儿，可是频频领教过北京的鬼天气的。没看见现在已经好多了吗？当然，好得还不够。所以，我才在2007年写了一篇提案：《修改蓝天指标，加强北京空气质量管理》。后来被评为北京市政协优秀提案。最近几位老委员回想起来，都吹捧本人“很有前瞻性”……

可是，老家，老家，俺的老家算哪儿呢？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可怜巴巴地说“春节没有老家可去”，立刻招来同情。淮安金湖水上森林景区的小孟经理留言：“天气暖和了，就来我们这里泡温泉、吃湖鲜。”真好！尽管我们只见过一面；尽管这疫情闹的，哪也不敢去。

可是，我要让你们明白，我的“故乡情结”早已融进了每一个细胞。无须节日，也无须提醒；它向四面八方延伸，不由自主地想，不由自主地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