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贵文

《解放军报》发表署名李贵洲、孙克立的文章《“列宁号”：红军拥有的首架飞机》介绍了“列宁号”的“转场”经历——

“为避免飞机落入敌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和特区工农民主政府立即指示，确保飞行员的人身安全，设法尽快把飞机运到宣化店以东卡房附近加以保护。从陈家河到卡房全是山路，道路凹凸不平十分难行。为了把飞机完好无损地运到目的地，手枪队和赤卫队只好组织群众把飞机拆卸开来，前拉后推，肩扛手抬，用了半个月时间才将飞机安全运到卡房附近隐蔽起来。”

“飞机被转移到群山环抱的林家湾（今新县卡房乡），巧妙地隐身于两幢房子之间，上面搭了顶棚，前后用柴草遮住。国民党特务多次潜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四处打探飞机下落，但都徒劳而返。半年多后，红军攻克新集（今新县县城），这里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首府。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已合编为红四军，由徐向前担任参谋长（后任军长）。徐向前很早就提出应发挥手中飞机的作用，现在此事便被正式排上议程。接到把飞机从掩藏地送往新集的指示后，当地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们马上行动起来，大家经商议把飞机每个部件都编上号，再画出草图，然后把它化整为零，依靠马车和人力搬运。红军战士、赤卫队员们和大批群众一起翻山越岭，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把飞机送至指定地点箭厂河，而且一个零件也没少。”

飞机在卡房九乳峰下林平坦空地进行组装。稍早前，曾在苏联航空学校学习的钱钧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经过钱钧、龙文光和红军中几位懂机械的同志不懈努力，以及当地一些铜匠、铁匠的认真协助，飞机被重新组装起来。据老辈人讲，维修人员在居畈前后待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飞机维修好了，但没有汽油，一直等到红军弄来汽油才离开。飞机起飞那天，是一个非常晴朗的日子，来看起飞的人挤满周围几个山头。飞机在稻田改建的临时跑道滑行，一声呼啸，冲上蓝天，在人们头顶慢慢飞旋三圈，向送行的人群致敬，人们也使劲向飞机招手欢呼。居畈村头的稻田，立有石碑，“‘列宁号’飞机起飞地”由此诞生。

1931年2月红军攻克新集，并把这里作为鄂豫皖苏区首府。龙文光驾机由组装地飞往新集。当时缺少专供飞机起降的专用机场，飞机只能选择在比较平坦的河滩降落，由于河滩松软，滑行时，飞机发生翻转事故，尾巴向上翻到前面，肚子朝上，好在当时飞机结构比较简单，速度也不快，受伤不严重，只是螺旋桨有点弯。红军组织力量，很快就给修好了。

“马克思号”飞机上天没有遇到太多挫折。

当时在漳州的漳龙汽车公司工人张国材、陈文川等被请来参加修复飞机的工作。根据陈文川回忆，这架飞机看起来状况良好，只是蓄电池的电全部放光了，所以无法启动。工人们用汽车的发电机给飞机充电，飞机果然起飞成功。不过这次飞行只飞了不到 50 米，飞机就掉了下来。好在飞机损坏不大，飞行员也没有受伤，经过检查发现飞机上少了一枚关键的 36 码螺丝。红军在当地中兴机器厂找到一位老师傅，自制了一枚这样的螺丝，“马克思号”就算修复了。

“列宁号”飞机驾驶员龙文光原名彭文光，1903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廖家乡彭姓家庭，两岁时过继给亲戚龙作霖为嗣，改名龙文光。龙文光自幼聪颖，稍长入学。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1925年10月转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二期学习飞行。1927年1月，龙文光等受广东国民军航空处派遣前往苏联学习军事航空，翌年2月回国。随后去南京政府供职，在航空司令部航空第一队任飞行员。不久，龙文光奉军政部航空署命令，调驻汉口航空第四队任上尉飞行员。后来，龙文光参加红军，留在鄂豫皖边区红军司令部任参谋，并改名龙赤光。

关于“马克思号”飞机驾驶员，《聂荣臻传》有如此记述，“有位朝鲜籍红军战士自告奋勇，将能飞的那架飞机架回瑞金了”。虽然没有写出那位“朝鲜籍红军战士”的姓名，有人考证认为是红军总经理部（即后勤部）军械科长、朝鲜籍陈德群，但更为可信的是，驾驶员为红八军代理军长兼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冯达飞。

机场也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在聂荣臻的安排下，“马克思号”飞机飞回瑞金，供中央红军使用。中央苏区特意在江西瑞金的叶坪修建了一个飞机场，以便飞机起降。

大别山区为“列宁号”飞机修建的机场数量较多。笔者参与了《红色印记》一书的编写，此书收录了在战争年代新县众多的革命遗址遗迹。经调查走访，在新县当时修建的机场有四个，即卡房居畈机场、箭厂河仁畈黄谷畈机场、郭家河机场和新集机场。史料中关于郭家河机场的资料极少，在当时这个机场是重要的备用机场。郭家河一带群众基础好，在根据地属可靠的“堡垒区”，机场建在流淌于两座大山之间河流一侧的田畈之上，遇到突发情况时方便“列宁号”飞机的隐藏和转移。新集附近修建的机场较大，在河东一侧，占地百余亩。另外，安徽、湖北两省交界的英山县金家寨也修建了一座简易机场。这几处机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建设的航空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