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区散步，看见一对老夫妻专心致志读报。

哈！读的是《北京晚报》，俺的娘家报纸！

必须拍张照片，平复一下兴奋心情。

“黄雀在后”：同行的姐们儿，悄悄为我们拍了张照片。

晚上她发来。唔，本人拍照的姿势，还算优美。

而老夫妻读报的神态，唔，也挺生动。

一不留神，给这份著名的市民报纸，做了一次活体广告。

知道吗？你们读报的样子很美！

上初二时，我订阅了《北京晚报》。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动员同学们订报，理由很简单：“对写作文有帮助！”

从此，我喜欢上这张报纸。也初识了逐渐在全国“大出风头”的《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

当年的“五色土”，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巨匠发表“燕山夜话”的平台。“三家村”，在全国可是“当当响”“响当当”。

当然，对一个初中生来说，他们的“夜话”深奥了点。但“五色土”雅俗共赏、平民化与高品位兼容的风格，吊足了各色人等的胃口。

没想到，若干年后，我，当年北京的一个初中生，不仅成为这张报纸的摄影主力，还成为“五色土”副刊的作者之一。

真是“世事难料”。

迷信的人会说“命中注定”；而我，自有“过硬的”解释，那就是——我有“晚报情结”。

这份生动活泼、贴近百姓生活的报纸，又有着较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无疑“老少皆宜”。

其实，我不光有“晚报情结”，还有“日报情结”呢。

别忘了，我是先当的北京日报记者；1980年北京晚报复刊，才“毛遂自荐”来到北京晚报的。

追溯一下俺的读报史，有点辉煌。记得在101中读高中时，学校给每个班都订了《人民日报》。每逢课间十分钟，在同学们忙着上厕所、聊闲天的时候，我会十分淑女地，走到放置在教室后面的阅报栏，浏览“高大上”的《人民日报》。小私心是有的：《人民日报》的副刊叫“花地”，俺爸时不时会在上面发表国外题材的散记。

那时，爸爸从驻外使馆回到国内工作两年，“花地”的资深编辑时常向他约稿。据粗略统计，从1962年11月至1964年4月，爸爸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6篇散记：《一张牛皮》《伊碧兄弟》《芝利翁》《班芝兰》《丹吉尔之旅》《非斯漫游》；在《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也发表了4篇。

我还在家里见过前来约稿的《北京晚报》副刊编辑，一位文质彬彬的高个儿美女。从1963年9月到12月，爸爸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发表了4篇散记：《竹枪的传奇》《淘贝的妇女》《我们的新朋友》《中国大夫》。1964年10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爸爸写的一本儿童读物，书名用的就是《我们的新朋友》。

写到这儿，我要告慰天上的爸爸：能和你一样，成为《北京晚报》副刊的作者，女儿感到无上荣光！虽然没有你博学，没有你深沉，但和你一样，始终饱含激情，永远热爱生活……

《羊城晚报》《新民晚报》也多次刊登过爸爸写的散记。《羊城晚报》发表的《彩蝶》一文中的《彩蝶》一词，后来被当作书名，用在2008年6月《华文出版社》出版的一书中。《彩蝶》一书收入文章47篇，是父亲司马文森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的海外散记，由俺妹小莘收集、编辑。

此外，俺爸还在全国N多杂志上发表过散记，“是外交官中最能写的，是最能写的外交官”。

我的“晚报情结”和“日报情结”，直接导致我在报考大学时，毫不迟疑地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作为第一志愿。而且，为表示“势在必得”，差一点把所有志愿都填成人大新闻系。

再回到俺们小区。

读报的老夫妻来自哈尔滨，随孩子们落户京城。《北京晚报》是他们订阅的唯一报纸。每天，老两口会把十几二十个版，轮流传阅一遍。而且，就坐在小区的长椅上，堂而皇之地读。

是啊，小区环境好，光线又充足；还能收获意外惊喜：成为司马记者镜头里的明星。

前几天，我的大学同学于庆田少将，在微信上说，女儿时不时告知他：“司马阿姨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了”。于是，少将同学“不遗余力”地给校友喝彩叫好，称文章“内容翔实，文笔优美，很亲切”；并如实告诉我：“女儿看的比我多。”

我把读者反馈，告知“五色土”编辑李葵。李编辑很高兴，坦言：“我开心，你让年轻人阅读‘家周刊’！”

不知道报纸会在哪一年结束历史使命。这些，古今中外的预言家，说了都不算数。决定权，牢牢掌握在时代手里。

但这张“纸”，功劳卓著，无需“盖棺”，即可“论定”。这里再小小提示一把：看了此文，你有没有觉得，它为培养“京城名记”出过力？

称自己“京城名记”，透着一点不谦虚。但俺没说错：一、京城的；二、有点小名气；三、一直在“记”。

“记”照片；也“记”文字。白纸黑字，永远的印记。

承认吧：记录历史，没有比报纸更直观、更耐看了。

承认吧：在将来的某年某月，真的真的会“洛阳纸贵”哦。

我想，在报纸成为稀罕物之前，赶紧去超市买两个大号储物箱，存上一小批精品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