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张大千诞辰120周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张大千（1899—1983）和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一样，是公认的艺术大师。关于张大千的人物传记不计其数，其中，《借古开今：张大千的艺术之旅》显得尤为特别——本书作者冯幼衡教授于1976—1983年担任张大千的秘书，对其生活经历、绘画风格和艺术主张可谓了然于胸。冯幼衡亦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获得博士学位，除了本书，她还出版过一本姊妹篇《形象之外：张大千的生活与艺术》。

《借古开今：张大千的艺术之旅》分为三个部分：张大千的崛起与时代、张大千的青绿山水、张大千的人物画。本书文笔细腻洗练，表述温文尔雅，对张大千的人格特征点评不偏不倚，对其艺术风格和成就的评论客观理性。

毋庸置疑，张大千是一位“全能大师”，从人物、山水、花鸟、工笔到诗文、书法，无一不精，独具风采。在跨越时代和地理区域的漫长艺术之旅中，他的山水画创作成就向来被人津津乐道。他虽是最“中国”的画家，但从来不拘泥于古人，也不限于今人，其山水画风格伴随着学识、见识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本书可以了解到，他的山水画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临摹学习期。他从摹古起步，临摹水平极高，进而到作伪，特别是临摹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使得很多大收藏家、鉴赏家也难辨真伪。38岁前后，他又以造物为师，以“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精神先后游历了黄山、华山和峨眉山，从千变万化的自然景物中汲取营养，逐渐形成了利落、灵秀的山水画风格。

第二个时期，是风格成熟期。从20世纪40年代初赴敦煌到1957年，由于深受敦煌壁画的影响，其画风开始“大拐弯”，除了在皴法、设色上仍有石涛的影子之外，他的创作手法更加丰富多彩，用笔圆润、简洁，设色明快、清丽，变厚密蓬勃之风为灵动疏朗之格。这一时期的作品一改明清摹古、脱离生活的文人画之弊，涌现出大量写生作品，别有自然情趣。第三个时期则是巅峰期。1957年，张大千患上眼疾，画风趋向于写意。63岁以后，他开始集传统之大成、探索山水画的创新问题，开创了泼墨、泼彩等新画风。这一时期的山水画作品构图新颖、大气磅礴、不拘一格。设色往往是工笔重彩，大红大绿，泥金铺底，灿烂夺目，与一般文人画崇尚的淡雅之风分道扬镳。

张大千创作的系列中国人物画，也极具创造性。这些作品多以传统的人物画法为基础，同时吸收现代美学思想，造型准确、形象生动。早年，他乐于画古代仕女，人物造型清瘦削肩，弱不禁风，有一种病态之美。但中年以后，他画的仕女图大量吸取了唐人的造型和赋色的优点，总体上圆润俊美、体态丰腴，衣裙图案精美、线条流畅，给人以健康的美感。

书名中“借古开今”一词，比较恰当地表达出张大千的艺术见解。中国绘画，讲究传承古人。如何传承？大部分在绘画方面有所成就的人，无不从临摹入手。张大千曾说：“作画要怎样才得精通？先要着手临摹，观审名作。不论古今，眼现手临。”而在技法上达到一定层次之后，就必然需要开拓创新，对于有思想的画家来说，这是一种自发的追求。张大千积极吸纳外来的艺术表现方式，让它们悄无声息地融入中国的绘画语言之中。其人、其画、其艺术精神，无疑能够给人带来很多启迪。

（据《河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