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育敏 王泠一

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社区以及社会各界，都应该把“德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都应该把核心价值观视为美丽心灵的时代源泉和国民教育的精神坐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方面，探索出新的路子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各方面要共同努力，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学生们心中生根发芽、真正培育起来。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总书记又进一步指出：家庭、学校、少先队组织和全社会都有责任。这些论断，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基础教育以及德育领域的根本性指导方针。

正视相关德育实践模式在核心价值观培育上的局限性

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积极酝酿到完整地提出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不过，从一些地方、学校的未成年人相关德育实践案例来看，其承载空间主要集中在学校思政或时政课堂、其活动载体主要偏重于少先队组织的一些传统仪式。以笔者的观察角度，此类实践模式一方面没能够打通学校以及少先队组织和家庭、社会之间的纵向联系，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没能打通“德、智、体、美”各个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因此，在事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际效果上是有局限性的。这些局限性具体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长群体中存在着轻视“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不良倾向。如在不少所谓的“虎妈”眼中：孩子的学科成绩是第一位的，一旦考试分数或成绩排名有所波动就烦躁不安；为“升学而学习”、“为择校而补习”，甚至替代了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在孩子的人格追求方面，“高、大、上”屏蔽了“真、善、美”；在微信、微博等虚拟空间，西方教育理念被放大到“崇高地位”。一些家长在接受调研时还声称：除非和中考、高考挂钩，否则不会去背“24个字”。

第二，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典型宣传虽然有效，但和学校德育层面之间缺少积极互动。如在大城市，中小学生自然生活在各自住宅的小区里，尽管一些对居委会干部先进典范的深度报道从新闻角度是很成功的，对基层干部的“劳动美、中国梦”确实阐释得很具体、很生动，但对孩子们“少年梦牵手中国梦”的积极影响却十分有限。同时，主流媒体积极报道的那些正能量代表，也因工作繁忙、分工不同等原因，很少能够像当年雷锋同志那样“主动走进、走近少先队工作”。

第三，不少学校少先队工作本身灌输性和说教性过强，发挥未成年人自我教育的主观能动性不够。当下很多城市的中小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普遍由“85后”、甚至“90后”担当。这支队伍洋溢着青春活力，在学校工作范畴和未成年人的情商关系也可以互动到“大哥哥”、“大姐姐”等亲密层面。但和前辈少先队工作者相比，在德育领域的人文素养方面显然还有待提高。

打通家、校、社会间的纵向联系及学科间的横向联系

有鉴于此并对照总书记的战略要求，笔者建议核心价值观培育可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探索：

首先，家、校双方共同缔造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联合主场，增强家庭的德育自信。毫无疑问，“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家长要时时处处给孩子做榜样，用正确行动、正确思想、正确方法教育引导孩子。要善于从点滴小事中教会孩子欣赏真善美、远离假丑恶。”学校则完全有必要积极运用家长会、家委会、网络信息平台等机制，及时交流、共同观察孩子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变化”，经常性地做好价值引领工作。

其次，加强社会尤其是社区和学校之间在核心价值观领域的互动合作，鼓励先进典范承担合理的社会责任。无论是德育学习还是课余生活，学生、教师以及学校本身都存在于社区；师生们、家长们也通过网络信息、传统活动与社会相联系。因此，“真善美”的活素材和中国梦的正能量都来源于社会和社区。我们全社会已经拥有先进人物、先进典型的发现机制和表彰机制，为什么不乘势利导地让这些人格化的核心价值观走进学校、走近孩子，来丰富未成年人的德育视角和具象认知呢？同时，从社区工作的角度来看，我们一些大城市已经能够建设“30分钟公共体育圈”和“公共文化生活圈”，为什么不能社、校联合打造公共德育圈呢？

最后，应该提倡少先队组织和青年教师群体提升德育实践活动的水准，合理探索未成年人自我教育的能动路径。实践出真知、体验助记忆，“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熟记熟背，让它们融化在心灵里、铭刻在脑子中”，还需根据少年儿童的年龄、特点及其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激发其自我教育的主观能动性。如完全可以运用歌舞、书法、动漫、辩论以及主题演讲父辈故事等有效表现形式，并结合教材与课外读物，来阐述和传颂先贤、先烈以及身边先进、社会榜样的事迹与品质，以期从中获得向上向善的启示并进一步养成见贤思齐的习惯。

总之，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社区以及社会各界，都应该把“德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都应该把核心价值观视为美丽心灵的时代源泉和国民教育的精神坐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方面，探索出新的路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