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拓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提出，“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形成人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景象。”

非公经济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受益者和建设者。如果说，改革初期他们的精神特质助推“中国奇迹”，那么，他们的价值理念的提升也将对全面深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直面非公经济人士的成长困惑

当前，全国非公有制经济占GDP比重已超60%，税收贡献超50%，就业贡献超80%，正逐步从补充力量向主干力量提升。但非公经济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存在着社会期盼多样性和自身价值取向复杂性的双重困难。一方面，社会公众对非公企业家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负面态度，甚至对财富来源的正当性存在某些质疑。同时，社会公众对非公企业的要求也日趋多样，涵盖节能减排、公益事业、产业创新等等，这无疑加大了非公经济人士寻求社会认同的难度；另一方面，众多非公经济人士的价值取向已经不局限于一般性的财富追求。老一代企业家以勤俭、互惠、忍耐、求稳等精神特质实现财富积累，新一代企业家大多拥有更多元的文化背景，从而既追求商业成功，也渴望社会地位，价值取向日趋复杂多样。

非公企业还具有天然的结群倾向。他们在创业初期往往寻求群体抱团，维护共同利益，此后则进一步寻求组织化发展，大批民间商会应运而生。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商会协会类作为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的四类社会组织之一。截至2010年底，全国仅工商联系统的各类商会就已超过4万家，涵盖行业商会、乡镇商会、楼宇商会、园区商会等多种类型。民间商会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破解中小微企业难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改进会员服务、完善商会治理、理顺党组织关系等影响这些组织发展的许多难题仍有待更深入的探索。

价值理性成长与企业健康成长相互促进

经济理性与价值理性经常被误以为是对立的。但是，2012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4225位非公企业家的调查发现，企业家越追求价值理性，信心和幸福感就越高、发展动力更强、企业绩效也越好。究其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企业家追求更高层面的价值和意义，秉承责任担当与诚信准则，更倾向于采用正面与积极的企业治理方式等，从而产生积极的管理效果与较好的社会声誉，实现健康成长。

近年来，全球经济危机突显了价值理性对企业健康成长的重要作用。面对危机造成的严重影响，我国不少非公企业开展“共同约定行动”，不通过减薪裁员等方式，而是优化企业内部治理、创新生产模式等应对危机，结果表明，这些企业往往展现出更强的恢复力。无独有偶，美国9·11后的5年间，主要航空公司几乎都通过裁员应对困难，唯独西南航空公司拒绝裁员，尽管每天损失100万美元，但企业总裁坚信，“虽然保护员工会遭受一定损失，却会培养出员工的忠诚度与信任感”，此后，很多裁员的航空公司股价下降，而西南航空成为极少数每季度都赢利的公司之一。

当然，价值理性成长也有赖于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玻璃门”、“弹簧门”等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非公经济人士的价值判断。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为非公企业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发展环境，更有助于滋养非公经济人士价值理性的形成。实际上，尽管非公经济人士的价值取向复杂多样，但价值理性成长与企业健康成长相互促进，从企业成长内生需求出发，作为价值理性最突出代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凝聚共识的价值内核。

精神境界高度与企业文化厚度相互塑造

非公企业发展日益注重以企业文化整合群体意识，从而造就共同的行动力。实际上，企业文化纵深发展需要精神境界的引领，高境界的企业文化往往在促动个人奋发的基础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以团结人心、激励人心，这是企业文化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新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民企前100强大多具有较深厚的企业文化，而他们在“企业使命”这一反映企业文化指向的重要陈述中，纷纷提出“创建世界品牌”、“发展民族产业”、“扬民族志气”等具有较高境界的目标。

较高的精神境界使企业文化更加成熟、包容、自信，不仅适应自身发展趋向，也易于获得社会认同。“好的企业在赢取利润的同时也解决社会问题”，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塑造企业良好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不少非公企业高度重视党建，密切与党组织的联系，增强企业的社会信任、提高社会地位。转型期中国，最需要的是共识的凝聚、精神的引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向导航，深化改革的价值共识才能够形成，攻坚克难的精神动力才能够凝聚。由此，从企业文化的内生需求出发，因势利导地促进非公企业精神境界的提升，能够更好地凝聚共识，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