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国

谈及儿时的生活，叶楠很是伤感，“父亲惨死后，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共五个孩子，生活过得十分艰苦。我父亲生前在武汉存了700元钱，生活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母亲就托一个亲戚到武汉一家银行里把这700元钱取了出来。我母亲是穷苦人出身，勤劳、善良，她会弹棉花，还养猪，就这样勉强维持全家生活。我母亲很开明，在那种生活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还让我们上学。我的一位伯父是满清时期的穷秀才，当时他在教私塾。”

叶楠和白桦是双胞胎，生于1930年，叶楠原名叫陈佐华，白桦原名叫陈佑华。从1937年到1941年，弟兄俩都在伯父家读私塾，从7岁一直读到11岁。“那几年私塾没有白读，为我打下了古文基础，对后来搞文学创作很有帮助。不过，后来我和白桦都认为光读私塾也不是个事，想到国统区去上学，于是就决定到潢川去。”

为啥决定到潢川去？叶楠说，因为那里有同父异母的姐姐，姐夫在潢川团管区当准尉司书，也就是文书这个角色，另外还听说潢川中学是河南省立第七中学，很有名气，学校对沦陷区来的学生还管饭。1941年冬天，叶楠和白桦还有姐姐，跟着做生意的人开始从信阳出发第一次到潢川去。那时罗山西部土匪很多，还没有一条正经路，他们一行人是从正阳、息县辗转到潢川的，在路上走了五、六天。

1942年春天，叶楠和白桦考上了潢中的初中部，学校的住宿条件很差，睡大铺，吃的是稠稀饭，生活很艰苦。当时潢中的政治斗争比较激烈，高年级的学生演出唱《黄河大合唱》，音乐老师也被敌人抓走了。潢川当时是“抗日孤岛”，1942年，天大旱，外面经常能碰到很多从黄泛区来逃荒要饭的人。1942年，叶楠和白桦仍住在姐姐家。“姐姐家的生活也很困难，我姐夫为了增加点收入，就雇几个从黄泛区来的逃荒要饭的在家织毛巾卖。晚上我和白桦都帮助织，白天和星期天，也做一些其他活计。那时我们上学，实际上属半工半读的性质。有一段时间，姐姐家来了一个从武汉来的织毛巾的师傅。据了解这个师傅以前在游击队当红军，后来被国民党逮捕了，跑出来后才到潢川织毛巾的。他经常跟我们讲革命的道理。我对此人印象很好，他对我影响很大，他后来又走了。”叶楠说，“我对潢川的感情是很深的，母校给了我知识。我的童年生活虽然很悲惨，但也有温暖。有不少老师、同学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些富家子弟对我也不错，经常把他们的书借给我看。那时除了在学校学习外，课外时间我还坚持读一些中国的古典文学，也看一些古书和侠义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小说那时我都看过。潢中有个图书馆，里面有不少书，有‘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也有一些外国的书籍。关于我的文学创作，潢川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叶楠说，潢川很美丽，有点像“小苏州”，小潢河上有镇潢桥，桥上有铁水牛，一条河把潢川分成了南北两个城。还有清真寺、三山夹一井、一步三孔桥、小南海、铁旗杆和那满湖的荷花等。

1945年，叶楠和白桦又从信阳第二次到潢川。当时信阳有个师范学校，抗日期间搬到陕西南部去了，抗战胜利后又迁回信阳，设在天主教堂里，第一批招生广告贴到了潢川。“我和白桦看了信师的招生广告，很想去报考，因为上师范毕业后好找工作。潢中也同意我俩去上。我和白桦一考就考上了，白桦考上了艺术科，我考上了普通科，主要是学数、理、化和语文。”叶楠回忆说，“1945年11月，我和白桦就从潢中转学到了信师，可是当我俩读完了师范一年级课程后便又想到潢川上高中。于是1946年的秋天，我和白桦就搭乘别人的大货车第三次到了潢川。当时信阳也有高中，我们家又在信阳，本来可以上信高，为啥要去上潢中呢？因为我们在那里上了四年多，对潢中的老师、同学很有感情，所以才舍近求远。哪知到了潢川，我拉痢疾病倒了，没能参加考试。白桦考上了，他继续在潢中上学。我病好后。只好一人又回到信阳接着上师范。我和白桦就是从这时岔伴的。”

1947年春天，叶楠开始写东西在上海《新学生报》上发表，那时他常用的笔名离不开“楠”这个字，“为啥我对‘楠’字感兴趣呢？因为我曾两次‘跑反’到信阳西山大森林，见到一些植物，特别对楠木感兴趣，它苍劲挺拔，刚直不弯。”

叶楠说，那时潢中有个《人民文艺社》，是进步师生办的，从那时起，他才开始学写诗歌、散文、小说。1947年上半年，叶楠担任信师《壁报》的总编辑，编出来的稿子都贴在文庙广场边的墙壁上，“我就是通过办《壁报》这种形式，联络了一些进步的、爱好文学的同学。认识他们，我读到了一些文学作品，对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