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 白

小时候常常盼望着长大，大了又常常编织着童年的梦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提出了干部家属下放农村的政策，时任公社财贸书记兼供销社主任的父亲，生性谨小慎微，当即把身为国家正式职工的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孩子下放到了他的老家——来龙公社龙港（jiang）大队。

我们临时住在二妈的两间耳房里。

二妈多子，贫困，有时将腌的蒜薹揣在兜中，以便在田野间干活饿时，垫一下（肚子）。但她天性乐观，常以旷达的精神去应付窘迫的日子。

姥姥掌上的明珠，小家碧玉，二十六岁的母亲，由于初来乡下，托儿带女，并用一双营业员量布的手去做农活，故整日忧心忡忡，脾气越来越坏，我们挨揍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二妈那里自然是我们的避风港了，就像军棋中的大本营一样。

一次我与邻居家小孩打架，他的母亲到我家论理。为此我母亲又有了一次泄愤的良机。正当母亲用曲起五指背后突出的关节——号称“角丁子”，猛扣我头部的时候。不知何时，二妈悄然地出现在母亲的背后，用同样的手段磕了母亲一下。

母亲一转身，便冲着二妈恼羞成怒地喊道：“杨疯子，你这是干啥子吗？”

“干啥子？”二妈嘴里好像嚼着东西。调侃道：“你试试疼不？几岁的小孩，这样打，那样打。”她用手比划一下，示意我溜之大吉。

不错，二妈的绰号是叫杨疯子。

正是这种疯劲，支撑二妈带着六个孩子，艰辛地渡过了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贫瘠的生活。

那时的孩子们除享受大自然无穷无尽的乐趣之外，常常要面对难以忍受的饥饿。

二三月的春天里，饿得吃蒜苗，结果辣地连按心口，口吐酸水，一阵难过之后，疼地淌眼泪，才直起身来，继续玩。

一次我们几个堂兄妹，不约而同地停下游戏，四处张望，好像在寻找什么，原来有股沁人心脾的香气，随着和风阵阵袭来。

二妈瞧着这群黄瘦的孩子，心疼地笑了笑：“都过来。”大家十分清晰地感到幸福已经降临。

原来二妈常将剩菜水，剩米饭等一股脑儿地倒进大肚小口的瓦罐，有时添把黄豆，用破碗底盖上，放进存有余烬的锅肚，一直煨到香喷喷、烂呼呼。

此时二妈从锅肚里掏出一个用破碗底盖着的沙罐，倒出香喷的“佳肴”逐一分给大家。

终身难忘的美味啊！

每当我想起：那小口大肚的沙罐，那用破碗底做成的罐盖，二妈那种不修边幅的形象，以及她那慈祥的母爱，我的眼泪还是幸福地流了下来。

大妈的菜锅巴，脆而香；大妈凉调的千张（一种薄豆腐）显小块状，并加以蒜泥，小磨油，其香气扑面，闻之唾液泉涌，吞咽频繁。但，我们却一次也没有吃过，因为大妈吝啬，不及二妈大度，慈善。

十余年后，我们一家才恢复城市户口，返城居住。

二伯叫我：老飞。二妈叫我：飞儿。每当春节回老家拜年时，明显苍老了的二妈，还是那样乐观的态度，眯着眼睛，露着豁牙，洋溢着一种可爱的“疯劲”。拉着当年从背后打我母亲时的腔调：“哈哈，飞儿来给二妈拜年了！”

她用自制的米酒，打着荷包蛋，给我盛上满满的一碗。

那种香、那种甜、那种暖和，现在想起还是垂涎欲滴啊！

如今二妈身子骨还好，老远就可以认出我，仍然是豁着牙，眯着眼，叫我“飞儿”。

噢！我的二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