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国

1987年元旦前夕，我利用进京出差的机会，专程去拜访了全国著名作家叶楠。

我和叶楠相识于1986年元旦。那时，他和天津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为拍摄反映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电影而到豫南一带深入生活。他五十多岁，中等个儿，满头银丝，标准的军人姿态，走路很快，精神很好，说话基本是信阳口音。他为人随和，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架子。那年，他临别时再三跟我说：“啥时候进京，定到我家做客。”

光阴荏苒，转眼就快一年了。这次来京时，按叶楠给我留的地址，我给他家挂了两次电话，都是他的夫人老郜同志（河南许昌人）接的，她说叶楠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到山西体验生活去了，可能过几天就回来。

那年冬天，北京的第一场瑞雪从12月16日下午起就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17日早起隔窗一看，北京城银装素裹，漫天皆白。上午8点多钟，我又给叶楠家挂了一次电话，老郜同志告诉我：“老叶昨夜回来了！”接着我就听到了叶楠同志的声音。他约我下午去他家。下午，我按时来到京西海军大院，轻轻按响了门铃。“就来喽！就来喽！”这是叶楠的声音。开门的是老郜同志，她笑容可掬地连声说：“请进来！请进来！”

她将我领进了叶楠同志的书房。此时，叶楠正斜倚在长沙发上。他见我走进去，手按着腰，撑几撑没能站起来，只得很抱歉地坐着跟我握手。在他伸手时，我见他很吃力，脸上还有痛苦的表情。于是我忙问：“叶楠同志，您咋啦？”他摆着手说：“别提了，别提了，请坐！快请坐！”说罢就吩咐老郜同志沏茶，拿烟、糖。老郜同志忙了一阵子后，坐下来对我说：“他哪是生病哟，是腰摔岔气呐！老叶说你下午来，高兴得硬要亲自上街买菜，他推着单车刚出门，就被雪滑倒了，摔得还不轻呢，他自己没有爬起来，是邻居们听到了他的呻吟声，才赶忙跑出去把他扶起来，架着送进家里的。”

听了老郜同志的介绍，我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立即很歉疚地说：“叶楠同志，我真不该来打扰您，这样吧，您身体不佳，好好休息吧，有机会我再来拜访您！”

叶楠见我有走的意思，连忙举起右手摇着说：“别！你进一次京不容易，能碰到我在家更不容易，我每年大约有五分之三的时间在外地，今天你就别提走的话了。”说罢就让老郜同志去准备晚餐。

我见叶楠同志诚恳地挽留，只得打消了走的念头。这时我才留意到，叶楠住的是三卧一厅，外加一个小厨房。在一个十多平方米的书房兼写作间里，摆着一个长沙发和一对小沙发。靠西墙放着两个大书柜，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满了各种书籍。墙上挂着几幅描绘少数民族的“织锦画”，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十分逼真。叶楠同志告诉我，这几幅画是前不久他从湖南湘西带回来的。靠南边的窗台上摆着两盆我不知名的花，花叶碧绿，令人情致。尽管室外寒气袭人，白雪皑皑，这两盆花却给室内增添了几丝春意。靠窗前摆着一张写字台，左上角放着一只高歌的镀金公鸡。金公鸡有尺把高，底座的一侧有一行雕字：“奖给全国第一届电影‘金鸡奖’ 最佳编剧叶楠同志”。办公桌旁边地上放着两个虽打开却还没有来得及整理的行囊，上面沾满了灰尘。噢！想起来了，叶楠同志是昨夜才从山西回来的。

我说：“叶楠同志，您是信阳人，可是，如今我们信阳地区了解您的人实际上并不多，你能不能把您的成功之路跟我谈谈，让我用自己一支拙笨的笔，把它介绍给你家乡的文学爱好者？”

叶楠同志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要说成功，还谈不上，随便聊聊吧。”说罢，他放下手里的茶杯，身子往后一靠，点燃了一支香烟，拉家常式地跟我谈了起来。

叶楠先谈了他在潢川上学时的情况，“我的祖上原在信阳东边中山铺，后来进城定居在信阳市西关的鲍氏街。我家在城里有点小生意，在中山铺乡下还有一点土地，家庭生活还过得去。抗战以后，日本占领了信阳，我们全家‘跑反’到信阳西山，就是现在南湾的库区和董家河、浉河港一带。跑反是很辛苦的，住的是草棚，还没有吃的。那时潢川暂还没被日本占领，还属国统区。我父亲有民族情感，不愿当亡国奴，当时他就想到潢川去。在‘跑反’期间，我家的房子被日本鬼子扒了，‘跑反’回来，我家就借住在别人的一大间破屋里。那时，进城要有日本人发的‘良民证’。一天，我父亲从西山回来，刚进城就被日本宪兵队发现了。我父亲进屋不到一小时，宪兵队就像一群恶狼，气势汹汹地冲进我家里，把他抓走了。这是我和父亲见的最后一面，当时我和胞弟白桦都才8岁，不几天就听说我父亲被日本宪兵押到火车站北边的羊山活埋了。后来才听别人说是因为有汉奸在日本人面前告我父亲，说他‘不满日本的统治，不愿当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