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甲骨文是在北京最早发现的，也是最早在北京展开研究的。在清末民初，北京是收藏甲骨、研究甲骨的重镇。对于甲骨文，很多人感到好奇：古埃及也用象形文字，那么，甲骨文是不是源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典型的误会，学者王海利先生曾在《象形文字与圣书文字》给予明确解答。

古埃及压根就没什么象形文字，那是“圣书文字”。

在古埃及文献中，“圣书文字”压根不占主流，只是长期以来，人们心中有一种偏见，认为文字必然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而来，而象形文字应该是文字的初阶，所以就把中国的甲骨文、苏美尔文字、赫梯文、古埃及圣书文字合并，认为都是象形文字，可见天下大同。

圣书文字乍一看似乎很像象形文字，但事实上，其图形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为了表音。人们长期从图形的角度去理解它，故上千年也未能破解。

但随着研究的推进，人们越来越发现，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想象的存在，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

误会始于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瓦尔波顿，他有一部代表作，叫《文字研究》，提出：文字是模仿真实物体而来，换言之，一切文字都是由图画而来。表面看，这一说法很有道理，因为甲骨文、赫梯文、埃及圣书文、印第安文字等看上去都像画。所以，从20世纪40年代起，中国学者黄尊生开始用六书的方法研究埃及圣书文等，果然发现很多相似之处。

黄尊生先生是世界语学者，但他从没去过埃及，也没有基础的相关文献功夫，看到的古埃及材料太少，所以只能在有限的材料上进行分析，结果走入盲人摸象的格局中。

黄尊生先生的研究后来被其他学者移植到对其他文字的研究中，比如周有光先生就进行了相关研究，但问题是同样的，周有光先生也是在别人整理的文献基础上在做这个工作，所以很容易被误导。

不否认，文字可能与绘画有关，但它完全不是绘画，因为所有文字都是专有的，不可以含有其他意思，此外，不同字之间必须要有区别。换言之，只有在经过象征化之后，绘画才能变成文字。

那么，我们再来看上古的许多“象形文字”，其实压根就不是文字，而是连环画，比如东巴文，同样的物体可以用不同的画面来表达，同一画面也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并没有完成象征化的工作。

象征化的前提是群体之间必须有共识，而这个共识的推进需要权力的介入，非社会进化到一定阶段，这个工作是无法完成的。

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不同文化的象征化路径完全不同，看不到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

在相当时期，欧洲人将古埃及的圣书文字视为象形文字，所以在整个中世纪，人们始终无法破解它，直到1822年，法国伟大的语言学家商博良突然意识到，古埃及的圣书文字可能压根就不是象形文字，而是一种拼音文字，只是字母看上去比较形象而已。

商博良成功地破解了圣书文字。后来，语言学者发现，古埃及的圣书文字所占文献量甚少，埃及文献绝大多数用的是祭司体和世俗体，只是人们常常将相关文件转写成圣书体，俨然圣书体成了古埃及的标准语言。

目前，学者的结论是：古埃及绝大多数符号具有表音功能，与形象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即使是中国的甲骨文，也并非完全的象形文字，其中很多文字并不象形，所谓象形文字统一全球完全是进步史观造成的误会。

（本文主要内容引自《北京地方志·人民生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