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锋

稍有点文学素养的人，都知道陶渊明，以及他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熟知陶公《责子诗》的人，估计就是少数了。

陶公的《责子诗》全文如下：“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诗句通俗易懂，字里行间里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在责怪孩子的同时也充满了自责。

苏轼的同乡家颐在《子家子》中说：“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我十分赞同这个观点，这话也在陶公身上得到了体现。因为喜好读书，满怀积极进取之心的陶公在看透了官场尔虞我诈之后，毅然决然挂印辞官。在耕读自适、隐居不仕的生活中，他获得了极大的心灵富足和精神自由。在青山绿水白云蓝天之下，在桑麻稻麦蔬果花草的田园之中，陶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而食、织而衣，真正走向了淡泊、平和、质朴的生命境界。

陶公生活在政治环境异常复杂的晋宋易代之际，他的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马，但到了陶公这里时已坠入“寒门”。身为庶族的陶公少时就志存高远，比如“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然而他又是心向自然的，因此才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中，使他在42岁以前的思想不得不徘徊于出仕与归隐的人生道路之上。从江州祭酒到镇军参军再到建威参军再到彭泽令，尽管他一直徘徊在官吏的低层，但仍难免被官场的风气裹挟。官场的蝇营狗苟，构陷倾轧，使他深感“愧平生之志”。也正因为如此，陶公在决定辞别彭泽令归隐时，没有沮丧，更没有留恋，而是产生了一种大梦初醒、迷途知返的醒悟感，“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他居家、责子、交友、饮酒、弹琴、采菊，甚至读书、耕作，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也是在这自然中，他积极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然而，归隐的生活也给陶公的人生带来了无法回避的痛苦和遗憾，特别是对他的“教子”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这从陶公的诗文中能寻找到一些踪迹。

陶公在诗文中，多次提到一些古代高洁的隐士及隐士的妻子。说她们都是甘心隐居，过贫苦生活的，甚至还有妻子鼓励丈夫这样做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如此做法的妻子毕竟少之又少。陶公50多岁时作的《与子俨等疏》中写：“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了？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常被王孺仲妻子的话所感动，既然自己也裹着破棉絮御寒，又何必为儿子的不如别人而感到惭愧呢？这与我现在告诫儿子你们是一回事，遗憾的是我的邻居中没有求仲、羊仲那样志同道合的高士，你们的母亲也没有像老莱子妻子对待家人那样对待我们，我怀抱着这样的苦心，内心实在惭愧。”

结合《责子诗》的文意和创作时间来看，陶公从40多岁到50多岁这10年多的时间中，他们夫妻之间关系未必高度和谐，很有可能陶公之妻在此期间反复提醒过陶公应改善家里的经济环境，甚至不排除催逼陶公重返官场，以便为陶公的5个儿子的求学创造更便利的外围环境。心意已绝的陶公将矛盾的焦点聚集在与妻子的关系上，却疏忽了教育孩子。由此观之，陶公在这方面未免有些“自私”。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这是陶公晚年所作之诗《乞食》。据说此时陶公已62岁，体弱多病，常饥寒困顿，而又赶上灾年，不得不向人乞食，根据乞食的真实经历陶公写下了此诗。陶公秉承的“受恩欲报，饮水不忘挖井”的传统美德跃然纸上，但其晚景之凄凉也让人读来有泪。毕竟，他尚有5个儿子在世啊！

纵观陶公一生，因喜好读书，他本人大部分时间的确过得开心滋润，待到“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时，也就是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才想起教育自己这非一母所生的5个儿子要“兄弟为重”，要向管鲍之交学习。但陶公大概是忘了，对于不好纸笔的一众儿子来说，他们长期“贫而无业”，谁又能保证不“无事而生非”呢？

诗酒相和，欢聚言笑，经纪衣食，不忘力耕，平淡、枯燥的乡间生活在陶公的笔下诗意万千。无论是最初钟嵘在《诗品》中认为陶公是“古今隐逸之宗”，还是近现代从诗派角度称其为“田园诗人的开山祖”，陶公在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毋庸置疑，但这并不能掩盖陶公在“教子”上的失败。

当下，人们也越来越舍得在教育子女方面的投入，包括时间和金钱，这是好事。毕竟，孩子在三观未形成之前，注定要受教育环境的影响，正所谓“近墨者黑，近赤者朱”。如若陶公能在“教子”方面哪怕分出读书方面十分之一的精力和时间，他的5个儿子中在成年之后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

行将收笔，摘家颐在《子家子》中部分所言与大家分享：“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教子有五：导其性、广其志、养其才、攻其病，废一不可”……

愿我们在教育子女方面能都如愿收获“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