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3月9日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还是会不断地迈出步伐

记者：去年内地和香港开通了“债券通”，但仅仅是“北向通”，让香港的投资者可以投资内地的债券市场。请问今年会开通“南向通”吗？大概是什么时间，会考虑哪些因素？周行长，在您的行长生涯里有哪些您觉得特别难忘的时刻？ 

周小川：金融市场的开放绝大多数都是双向的，当然你刚才点到“债券通”，最开始是一个单向的，这里也是取决于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金融中心，在这个金融中心交易的产品有强项也有弱项。比如说香港股票市场、外汇市场，这都是它比较强项的东西。债券市场东西比较少，可交易、可投资的东西比较少，而内地债券市场数量很大，有很多企业在内地的债券市场上融资和交易，所以需求也就比较单向。但实际上如果开放“南向”的债券市场，这没什么困难，我认为只要有需求，随时都是可以做到的。总体来讲，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还是会不断地迈出步伐。

至于你提的第二个问题，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在金融系统工作，事情太多了，所以很难挑出来说哪件重要，哪件不重要。我想响应一下我们新闻发布会取的这个题目很好，就是金融的改革开放，我觉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很有幸的一件事。

中国稳步、渐进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记者：我的问题是，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今年会有哪些主要举措？ 

周小川：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说主要的政策该研究的都已经研究了，也就是说已经允许在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同时，人民币现在也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的篮子，主要的步骤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应该说，市场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资，以及用于资产计价，包括一些重要商品、储备，在多大程度上用人民币计价交易，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也是谁也强制不了谁的，都是他们自愿按照他们的理解来考虑的。所以，今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至于政府方面或者说从央行的角度能够继续推动的事，我觉得一是在资本市场和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连通方面，可能还有进一步可以做的事情。这方面大家也已经看到，这些年始终都有一些进展。再有，除了资本市场以外，整个金融市场其他方面的连通也会有所增强。另外，中国是稳步地、渐进地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可兑换以后，还存在着一些个别方面的限制，这些限制也会逐步有序放开，放开以后，人民币国际化还能够进一步地向前迈进。

防风险和改革不是对立的

记者：在2017年很多人认为金融改革的步伐走的有些慢了，大家认为这可能与防风险有关系，接下来2018年防风险仍然是金融领域的重头，这会不会导致大家有这样一种担忧，防风险会导致金融改革与发展进入停滞，或者步伐放缓，请问周行长怎么看？

周小川：大家也知道金融行业，特别是像银行这一类机构本身就是管理风险的行业。因此，防风险如果防得好，这是这个行业发展以及它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这个做得好的话，就能够发展得好、能够服务得好。因此，防风险、防危机也历来都是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个人认为，防风险和改革不是对立的东西，而应该是一致的东西。大家也看到国际上正是由于有了风险、有了危机，才促进了很多新的措施的出台。

我们中国有很多重大的金融改革，正好是因为亚洲金融风暴，让我们认识到风险和不足，然后进行了改进。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也是这样。因此我们说防风险是改革的一个部分，2017年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总书记作了重要的讲话和部署，此后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些防范风险的动作都改进了监管，改进监管也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改进监管、减少风险的情况下，金融方面其他的步伐反而可以走得更快、更大。比如说我们刚才大家所提到的人民币国际化和市场准入的放开，这些都把监管和改革联系一起。

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

记者：从2016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加大对资本外流管制的力度，这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有所放缓，您怎样看待未来中国的资本项目的开放进展？ 

周小川：我个人并不认为说整个资本项目可兑换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它服务于什么，还是服务于中国经济和世界整个经济更加融合、更加开放，实现开放型经济。你既然是开放型经济，货币的自由使用程度应该高，应该可兑换。但与此同时，你要防范风险，除了金融的风险，也要考虑到经济中各种不同实体所面对的风险，还要考虑到要有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这一类内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也并不完善，所以有时候资本流动会起到副作用，会伤害某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像这些都必须考虑在内。因此这样的一种改革开放的进程，应该说历来都不是直线型的，它总是朝这个方向走，如果经济中有一些问题的话，就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有一些方案、有一些具体的执行措施需要进行微调，这样的话最终会有利于在这方面前进。

中国从90年代到现在，最早提出人民币要变成一个可兑换的货币，我记得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是1993年就提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之中，作为一个大国逐步开始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有最大的两个曲折，不是说最近有什么曲折，最大的两个曲折，一个是亚洲金融风暴，一个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旦出问题，大家就会对政策进行评估，进行反思，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便总体上在这个方向上走的更扎实、更稳健，最终实现改革开放的目标。

易纲：我补充一句。资本可兑换是在稳步的推进，在资本项目下有两个最重要的项目，一方面是直接投资，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FDI，一个方向是ODI。直接投资，我觉得真实贸易投资背景下都是很方便的。另外一个大的项，比如说组合投资，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我们国内股市、债市的开放和中国的居民将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产，配置它的组合投资。不管是直接投资，还是组合投资，在这两个方面都会进一步的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里有一些“放管服”的改革，有一些便利化的改革，还有一些数据透明度，还有一些比如说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的要求，这些都会稳步的推进。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国内市场现在也在变大，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还是其他的市场，将来也都要做双向的开放。在做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控好风险，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这样就能够在开放中防范好风险，使得中国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更加的便利，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文/图 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