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宋朝惯例，地方官员除非任期已满或奉有特诏，不能离开任职所在地一步，所以到了冬至和春节期间，他们没办法亲自进宫，但是却要给皇帝写贺卡，并将贺卡提前半月寄到京城。换句话说，宋朝地方官员是通过寄贺卡的方式为皇帝拜年。

贺卡有固定格式，全是用四六骈文写成的猛拍皇帝马屁的吉祥话，读起来非常肉麻。比如说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在杭州知府任上寄给宋哲宗的新年贺卡是这样写的：

月临天统，首冠于三正；气应黄钟，复来于七日。君道浸长，阳德光亨。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仁孝遍物。垂衣南面，天何言而四时成；问孝西清，日将旦而群阴伏。蛮夷奔走，年谷顺成。岂惟四海之欢心，自识三灵之阴赞。臣祗应诏命，恪守郡符，身虽在江湖，颜不忘于咫尺。敢同率土，惟祝后天。

在这份贺卡中，苏东坡夸哲宗“清明在躬”、“仁孝遍物”，“蛮夷奔走”、“年谷顺成”，既英明神武，又仁厚慈爱，自从登基以来，将西边的西夏跟北边的大辽收拾得服服帖帖，国内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粮食多得吃不完。

写这种贺卡的时候，苏东坡未必是出于真心，可能连他自己都觉得过分虚伪、过分肉麻，可是他还不能不写，因为每一个地方官员都要写，不写就是对皇帝的大不敬。

京官进宫大拜年

地方官只写贺卡，属于隔空拜年，京官还要亲自进宫，在极其复杂的礼仪下向皇帝磕头。

《宋会要辑稿》礼志第八章第二节《正旦贺朝仪》详细记载了宋朝京官进宫拜年的礼节：

大年初一，凌晨五点，宋朝最大的宫殿大庆殿外，殿南的空地上站满了文武百官。

在赞礼官的引导下，宰相、副相、枢密使（国防部长）迈着方步进入大殿，走到丹墀之下，然后排成一排，躬身站立，宰相居中，副相和枢密使分列左右。

在赞礼官的引导下，皇太子也走进大殿，他走到宰相、副相和枢密使的前面，选一个靠近御座的位置，躬身站好。

大殿外面，其余官员接受点名，然后按照品级鱼贯入殿。

所有官员入殿之后，赞礼官走到丹墀之下，向空无一人的御座高声通报：“警毕！”然后就有一个大太监双手捧着一面金牌跑入后宫，向皇帝通报人已到齐。这时候，皇帝才穿着蟒袍缓缓出来，走到御座前坐下。随侍太监甩一下响鞭，“啪”的一声，整个大殿立即寂静下来，连咳嗽声都听不到。

赞礼官走到御座前面，给皇帝磕四个头，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然后退到一旁，躬身站立。

皇太子带头，宰相、副相、枢密使、文武百官一起躬身，齐呼“万岁”。赞礼官朝他们喊道：“起居！”他们就一起跪下为皇帝磕头。

赞礼官又喊道：“再拜！”皇太子及百官再次磕头。

如此这般反复磕头，直到磕完九次，皇帝会微微点一下头，这时候赞礼官喊道：“奉旨放仗！”太子及百官集体谢恩，躬身却步退出大庆殿，为皇帝拜年的大礼宣告完成。

拜完年，天已大亮，百官是不是可以回家了呢？不是，因为他们还要接受皇帝的赐宴，还要陪皇帝观看教坊司艺人的演出。

皇帝赐宴的礼仪也是非常繁琐的。按《宋史》第113卷记载，皇帝赐百官饮宴的时候，他自己要坐在正殿，面南背北，单人单席，坐龙椅，用黄绫当桌布；太子、亲王、宰相、副相、枢密使、枢密副使、各部尚书以及进京述职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地方官也坐在正殿上，不过不再是单人单席了，而是聚餐制，每四人或者六人共用一张餐桌，每人坐一个绣墩，用红绫当桌布。这些餐桌分成东西两排，太子、亲王和勋贵们坐东边那排，宰相、副相、枢密使和各部尚书坐西边那排。

级别稍微低一些的文官武将没有资格在正殿吃饭，只能去偏殿，偏殿里的餐桌比正殿里的餐桌矮一些，座位也比正殿矮一些。当你从庄严肃穆的正殿来到觥筹交错的偏殿以后，你会发现偏殿里的吃货整体上比正殿里的吃货矮一头，这当然不是身高的原因，而是坐具偏低的缘故。

级别最低的文官武将连在偏殿吃饭的资格都没有，得去外面走廊里就座。他们的餐桌最矮，坐具也最矮——每张餐桌旁边铺四条毡席，大家只能跪坐在餐桌旁边吃喝，好像穿越到了跪坐盛行的隋唐以前。

品级不同，所用的餐具也不一样：“殿上器用金，余以银。”（《宋史》卷113《嘉礼四·宴飨》）宰相、副相、枢密使、皇太子等核心人物陪皇帝在大殿之上进餐，用的是金杯金碗，其余官员在偏殿和走廊里进餐，只能用银杯银碗。

民间怎样拜年

民间拜年当然没有这么麻烦。

据司马光《居家杂仪》：“贺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儿孙在家要经常向长辈请安，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磕四个头，到了冬至和大年初一磕六个头。

磕头的时候，不能光磕不说话，还要“唱喏”。什么是唱喏？其实就是有礼貌地打招呼。打个比方说，电影里的太监见了慈禧，扯着公鸭嗓高喊一声“老佛爷吉祥”，就是唱喏。

磕头唱喏是晚辈给长辈拜年的规矩，如果是平辈之间互相拜年，就无需磕头了，只需要作揖或者“叉手”就行了。

叉手可不是指十指交叉，而是用左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去抓右手的大拇指，将左手大拇指高高翘起来，再将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向左下方平平伸开。两只手这样交叉以后，还要悬在胸口，但是不能贴身，要跟前胸保持一点距离，好像是要护住心口一样，这样的礼节就是叉手。

叉手是宋朝男士跟陌生人见面时常用的礼节，该礼节比作揖要轻一些，比磕头就更轻了。百姓见官员要磕头，晚辈见长辈要作揖，而在摸不清对方的身份和辈分之前，叉手是最安全的行礼方式，既能表示客气和尊重，又不会显得过于客气和尊重。

当然，叉手的时候也要唱喏。比如说宋朝两个平辈论交的年轻人在大年初一那天碰了面，他们会停住脚，隔着两三尺的距离相向而立，互相跟对方叉手，边叉手边说：“开正纳吉！开正纳吉！”这是宋人过年时常说的吉祥话，意思是新年到了，希望您吉祥如意。

按照年龄发红包

咱们中国的老规矩，小孩给大人拜年，大人照例要发给小孩红包，也就是压岁钱。

压岁钱在宋朝不叫压岁钱，而是叫做“随年钱”。

“随年”有两种含义：第一，在过年的时候发放；第二，根据对方的年龄发放。

北宋高僧道原编写的禅宗灯史《景德传灯录》载有一则典故：

昔有施主妇人入院，行众僧随年钱。僧曰：“圣僧前著一分。”妇人曰：“圣僧年多少？”僧无对。

大概是过年的时候，有一位女居士进庙拜香，为众僧发放压岁钱。一个和尚大言不惭地说：“女施主，我是圣僧，你要多发给我一份！”女居士问他：“您这位圣僧今年多大了？”和尚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

和尚为什么要张口结舌呢？因为当时的压岁钱一向是按照年龄来发的，即便是圣僧也不例外。他想让人家多给他一份压岁钱，人家自然要问他的年龄是不是要比别人大一倍，而他不敢在年龄上撒谎，只好默默无言了。

这则典故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年龄决定了压岁钱的多少——这也是宋朝人之所以将压岁钱叫做“随年钱”的关键原因。

在宋朝，铜钱的购买力并不算高。宋仁宗在位的时候，一文铜钱的购买力就相当于现在的五毛钱。一个十岁的孩子去拜年，人家给他十文压岁钱，折合人民币才五块钱，所以说跟现在相比，宋朝小朋友的压岁钱实在是有点儿少。不过宋朝还有一种压岁钱是跟年龄无关的，那就是宋朝后妃为皇子挂在床头上以镇压邪祟的那串压岁钱。据《武林旧事》描述，这串压岁钱乃“随年金钱一百二十文”，也就是将一百二十枚金币串在一起，串成沉甸甸的一大串，祝福皇子福寿绵长，整整活到一百二十岁。

陆游小时候去亲戚家里拜年，就得到过这样的压岁钱。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陆游又不是皇子皇孙，他怎么可能享受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呢？”原因很简单，陆游虽非皇亲国戚，但他能跟皇亲国戚攀上亲戚——陆游的姨妈嫁给了吴越国王的曾孙，而宋仁宗的第十个女儿秦国公主嫁给了吴越国王的孙子，这样一来，陆游的姨妈就成了秦国公主的儿媳，而陆游去给姨妈拜年的时候，自然也要给公主拜一拜年。

陆游六岁那一年，过年的时候，去姨妈家里走亲戚，见到了他姨妈的婆婆，也就是这位秦国公主。公主一瞧，这小孩虎头虎脑很可爱，就跟陆游聊天，陆游问一答十，反应敏捷，还给老太太磕头。老太太高兴坏了，给陆游发红包。发的什么红包呢？“饼茶一銙，随年金钱一百二十文。”饼茶就是小茶砖，銙就是皮带扣，饼茶一銙，就是像皮带扣那么大的一块小茶砖。个头很小，但那可是贡茶，是皇帝送给老公主的礼物，老公主又把它送给了陆游；“随年金钱一百二十文”，自然是一百二十枚小金币串成一大串，挂到陆游的脖子里，给陆游当压岁钱。（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