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光武帝刘秀盛宴款待内戚。宴会进行到高潮，皇室宗亲的诸位贵夫人，在向光武帝进酒时，纷纷称道赵熹为人仗义，对人多恩，说当年为躲避赤眉军，她们从长安城中逃出，都是被赵熹救济，才得以存活。光武帝听了，对赵熹非常赞赏。不久，就将赵熹由平原郡太守征召进京，任为太仆。引见之时，光武帝对赵熹说：“卿非但为英雄所保也，妇人亦怀卿之恩。”你不但被英雄男儿敬佩褒美，连妇人们也深深怀念你的恩德呢。嘉许之情，溢于言表。此前二十多年，赵熹一直在地方任职，官最高也就当到太守，秩二千石。这时一下就成了京官，到了皇帝身边，替皇帝管车马，位列九卿，秩中二千石，月俸比太守高出六十斛。这褒奖也够快够高了，光武帝还觉得不到位，升官之外，又厚加赏赐，给了赵熹许多物质鼓励。
自古官场多倾轧，能被同行中的众“英雄”由衷称道，已属不易，竟然同时又被深闺中的众贵妇真诚颂扬，尤为难得。华夏数千年古史，英才贤才，几如繁星，但像这样被英雄、佳人竞相敬之，实在罕见。
赵熹（公元前4年—公元80年），字伯阳，南阳宛郡（今河南南阳）人。王莽新朝末年参加起义，初从更始帝刘玄，后归光武帝刘秀，仕光武帝、明帝、章帝三朝，历任高位重位，官至太尉、太傅录尚书事，为东汉前期名臣，享年84岁。高才大德，一生行事，多可圈点。
怜美出于至诚 护美大义凛然
公元25年夏历九月，赤眉军攻占长安，刘玄败降，后被缢杀，更始军彻底崩溃。赵熹时任更始中郎将，被赤眉军围攻，急迫中穿屋得脱，与友人韩仲伯等数十人，带着家小，翻山越险，从长安直出武关，逃向家乡南阳。韩仲伯的妻子很漂亮，颜值特高。韩仲伯担心，漫漫逃难路上，妻子的美色容易招致歹徒强暴，自己跟着受害，就想把妻子在半路上抛弃了。无论赵熹怎样怒斥，韩仲伯硬是不听。赵熹本能地挺身而出，毅然护美，他给韩妻那张美丽的脸涂上污泥，让其坐在一辆窄小的手推车上，看上去脏兮兮病怏怏的。赵熹亲自推着小车，一路上，每逢碰到歹徒起邪念，赵熹“辄为求哀，言其病”，说：你看这妇人，病得可不轻啊！从长安到南阳，那可是千里迢迢，山重水阻，加之兵荒马乱，遍伏杀机，就这样，在赵熹的竭诚呵护下，韩妻终于逃过了一次又一次可怕的劫难，平安回到家乡。
也许是苍天特意昭仁贤。赵熹既带着家小，又护着韩妻，本已艰难备尝，走到半路，偏又碰上刘玄的一大帮亲眷，也从长安逃难而来，大冷天，破衣光脚，又饿又困，举步维艰，狼狈不堪。赵熹一见，顿生悲怜，当即将自备的逃难用品全部赠予，并一直将其护送到南阳老家，交给其宗亲宛王刘赐。更始帝刘玄乃光武帝刘秀族兄，刘玄的亲眷，也是刘秀的宗亲，二十五年后，刘秀盛宴待宗亲，当年被赵熹慷慨救济的东汉皇室贵妇们，抚今追昔，自然忘不了大恩人赵熹。
少年服众 单骑受降
史称赵熹“少有节操”，小小年纪，已名震乡里。王莽新朝末年，刘玄在南阳被义军立为汉皇帝，建元更始，史称更始帝。“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偏南阳附近舞阴县大姓李氏拥众据城坚守，不肯主动归附。刘玄特派柱天将军李宝去招降，官号既大，又是同姓，舞阴李氏却不买李宝的账，点名要赵熹，说赵熹“信义著名，愿得降之”。刘玄于是诏征赵熹，赵熹此时不过二十多岁，刘玄一见就笑了，说：“茧栗犊，岂能负重致远乎？”原来是个小牛崽子啊，能当大任吗？颇有些轻视，不敢信任。但也只能让其试试了。遂任命赵熹为郎中，行偏将军事，前往舞阴。
舞阴大姓李氏还真就服赵熹，一见赵熹，立马就归附了更始军。赵熹也果真了得，并不以收降舞阴、完成君命为满足，而是立马就率舞阴之众进军颍川，攻打当地一些尚未归附更始的势力，一直打到汝南郡界，所至皆下，稳定一郡之后，才回身向刘玄复命。刘玄态度大变，高兴得不得了，对赵熹刮目相看，夸赞道：“卿名家驹，努力勉之！”适逢王莽派王寻、王邑率数十万大军出关击汉军，刘玄即拜赵熹为五威偏将军，与诸将一起，在昆阳拒敌。在著名的昆阳大战中，赵熹负伤勇斗，因功拜中郎将，封勇功侯。
刘玄败亡后，更始军在南阳的势力各拥兵据城，与刘秀军对抗。刘秀的破虏将军邓奉，也因事反叛，与乱军联合。赵熹此时正在南阳家中，他十分清楚，刘秀必能统一天下，重振汉室。赵熹与邓奉一直很友好，遂多次写信，严厉批评邓奉背叛刘秀的错误。有人却向刘秀进谗，说赵熹这是与邓奉合谋。刘秀因此对赵熹也颇怀疑，诏命赵熹到军中立功自赎，赵熹也不为自己辩解。建武三年（公元27年），刘秀亲率大军擒斩邓奉，见到赵熹斥责邓奉的信件，不禁惊叹道：“赵熹真长者也！”立刻征召赵熹，亲自接见。
当时长江以南地区还未归附刘秀，道路不通。刘秀任命赵熹代理简阳侯相，前往招抚，并让其从骑都尉储融处领骑兵二百人赴任，以通道路，且壮声威。赵熹却请示刘秀，不要一兵一骑，愿“单骑驰往，度其形势，临敌制宜。若将兵骑往彼，必为吏民所疑”。得到刘秀同意后，赵熹即单骑来到简阳。简阳吏民不让他进城，他就在城门外停下，问城中人素常最信赖谁，招之询问不愿归附的原因。果如赵熹所料，不过是因疑惧而拥兵自守。赵熹向城中宣示刘秀政权的恩德和威信，诚恳地开导人们：“仓猝之时，非国家所疾”，慌急间一时糊涂，朝廷不会怪罪，“无自疑阻”，守城主将遂主动归降，简阳一带的武装势力跟着都归顺了。一个人，一匹马，就收服了一个侯国。
这件事，充分展示了赵熹过人的胆识。因为推翻王莽新朝后，刘玄的更始政权已继之成为号令全国的新政权，刘秀从更始政权中独立出来，其影响力最初仅在北方，刘玄死后，江南的武装势力重新选择归属，因对刘秀政权缺乏了解，尚处于观望状态，但并无敌意。所以对其善意招抚，是唯一高招，若以武力威慑，则必然招致武力反抗，以刘秀当时实力，很可能得不偿失。当此之时，二百骑兵，反乱大事，一人一骑，却威力无比。简阳所属的荆州地区，还有不少郡县未归附刘秀，荆州牧上书朝廷，称赞赵熹“才任理剧”，才具很大，堪负重任。刘秀即调任赵熹为形势更差的平林侯国相。赵熹随机应变，武攻、文抚并用，很快又平定了平林侯国。
执法无畏 悲悯无辜
赵熹曾任怀县令，该县大族李子春，先前做过琅邪相，仗着其家世和官位，横暴违法，为百姓所患。赵熹刚到任，就得知李子春的两个孙子杀了人，未被追究。赵熹立即严厉查办，两个孙子畏罪自杀，李子春被逮捕拷问。包括刘秀的叔父赵王刘良在内，京城洛阳数十位高官贵戚都为李子春说情，赵熹始终不听。刘良临终，刘秀前去看望，问叔父有啥后事需要办理，刘良说：“和李子春关系一直不错，李子春犯了罪，县令赵熹要杀他，想请你给他一条活命。”刘秀很欣赏赵熹严格执法，说：“官员就应依法行事，法律也不能违背。请叔父另说一件想办的事。”刘良却再不言语。刘良死后，刘秀追思不已，想起小时候父亲早逝，他们几弟兄都得到叔父的深情照抚，叔父临终，一心要救李子春，不办对不起叔父，但又不能委屈了赵熹，于是先赦免李子春出狱，以报叔父之恩，接着又升任赵熹为平原郡太守，以示对赵熹执法无畏的褒奖。
赵熹查办违法权豪，不依不饶，对无辜百姓却满怀悲悯。他由怀县令升任平原太守，是在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史称当时平原“多盗贼”，赵熹与临郡官兵讨捕之，杀其魁首，余党按律当获刑者尚有数千人。赵熹上书朝廷，建议：“恶恶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师近郡。”处理犯罪事件，惩罚了犯罪者本人即可，不宜扩大打击面，伤及众多，乃至无辜。对平原郡的“盗贼”余党，迁徙到京城附近，换个生存环境即可，不宜深究。刘秀听取了他的建议。对古史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见于记载的所谓“盗贼”，大多是穷苦百姓，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这些可怜的人群，通常都是狂挥屠刀，格杀勿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称赵熹为“仁者”，也不为过。
仁善地处理了“盗贼”事件后，赵熹接着就在平原“擢举义行，诛除奸恶”，践行儒家的施政方略，一郡很快大治，“岁屡有年，百姓歌之。”民间甚至传说，有一年，平原郡所在的青州遭受大蝗灾，青州共辖六郡，其他五郡蝗灾都很严重，唯平原无蝗，蝗虫一飞到平原郡界，莫名其妙就死了。天佑善政啊！
刘秀欲息肩 献策安东汉
刘秀是史上著名的勤政贤君，白天黑夜，操劳不息。皇太子劝他：“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刘秀答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成语“乐此不疲”即因之而生。
这事，范晔《后汉书》记于《光武帝纪》记事之末。袁宏《后汉纪》则系于建武二十六年之末，接着就是“二十七年夏，太仆赵熹为太尉”，刘秀命赵熹“思安边之策，为长久之计”，赵熹献上两策，一曰恢复北方缘边诸郡，二曰遣诸王之国。《后汉书》乃纪传体，记事以人为本，刘秀“乐此不疲”的故事，只能记在其本纪之末，才算得体，却于无意间导人误解，以为刘秀并未听取儿子的建议，仍不愿稍息，而“乐此不疲”至死。相比之下，编年体史书《后汉纪》的表述则最为准确，它告诉人们：刘秀头年听了儿子的建议，第二年夏天即付诸实施，将赵熹由太仆提升为太尉，并向之求“安边之策”、“长久之计”，自己好得以稍息。而赵熹所献两策，直击东汉王朝军国大政要害，行之自能收药到病除之效。边安矣，国久矣，刘秀“颐爱精神，优游自宁”，也才有那心情，有那条件。
东汉初年，刘秀集中精力于塞内统一大业，“未遑沙塞之外”，为躲避匈奴军事集团的侵扰，北方幽并二州八郡百姓纷纷内徙，边地一派荒凉。建武二十五年，匈奴南单于内附，乌桓首领率众内属，汉廷始令幽并内徙百姓归还故土，但还者甚少。赵熹任太尉后，遂采取措施，让百姓全部返还，“幽并二州由是而定”，一度“岁仍有年，家给人足”，北方缘边民力国力大振。
刘秀有十一个儿子，本着子以母贵，立嫡以长的建储原则，初立郭皇后所生长子刘强为太子。后来，刘秀废郭皇后，改立爱妃阴丽华为皇后，废太子刘强，改立阴丽华所生长子刘庄为太子，而封其余诸子为王。太子为储君，是皇帝的接班人，既立之后，若无大过，不可轻废，不然则易引发诸多矛盾。刘强为人忠厚，并无过错，只因刘秀偏爱阴丽华，刘强遂随母被废。刘秀此举，就让其一些儿子顿生妄念，以为太子也可轻易废立，因萌觊觎之心，这就给刘秀身后的皇位继承，埋下可怕的隐患。刘秀诸子封王之后，都住在京城，一些王遂利用京师之便，竞修名誉，广招宾客，扩张势力，渐至违法乱纪，影响到社会的安定。虽然刘秀已于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重申西汉武帝时的附益之法，加强对诸王的约束，但收效甚微。赵熹“遣诸王之国”的建议，提得既及时，又巧妙。因为诸王一旦离开京城，各归封地，就在地域上同太子分开了等级，昭显了尊卑，自自然然就巩固了太子的地位，既淡化了诸王对太子的威胁，也弱化了其扰乱社会的能量。
过了五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刘秀驾崩，赵熹奉遗诏主持丧事。经王莽改朝换代，西汉旧典多有遗失，无可参照。诸王被征还京师参加丧礼，竟与太子刘庄同席，诸王从官出入皇宫，也与朝廷官员没有区别，一时显得很混乱，于太子即位很不利。赵熹当机立断，拨乱反正，只见他面孔严肃，横剑殿阶，首先将太子请到最前面，再将诸王扶到下面，以凸显太子的至尊之位；又将各王的从官置于地方官员之列，以明中央与地方之别；诸王行礼之后，即令各回自己在京住所，不得随便入朝。偌大的开国皇帝丧礼，被太尉赵熹指挥若定，有条不紊。“整礼仪，严门卫，内外肃然”。刘秀的皇太子刘庄，随之平稳即位，是为东汉第二代明君汉明帝。 （据《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