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中原尖刀 全国反攻利剑

焦予玲

编者按：今年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70周年。为追忆那段峥嵘岁月，缅怀刘邓大军的不朽功勋，追寻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红色足迹，本报今起在旧闻版面连续刊发由中共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处级纪检员焦予玲同志所著《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70周年回望——经略中原尖刀 全国反攻利剑》一文，回顾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历程和战略意义，弘扬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精神内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凝聚精神力量。

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伟大的转折点。

谁拉开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谁是插向国民党统治区心脏的一把尖刀？

谁进行了解放军大兵团千里跃进无后方依托的创新尝试？

谁以局部利益的巨大牺牲为换取全国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

它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今年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70周年，我们回望半个多世纪前这场中国革命战争转折点的千里跃进，以纪念为新中国建立而作出巨大牺牲的晋冀鲁豫野战军。

中原逐鹿：全国战略大反攻，深入虎穴，毛泽东首选刘邓大军

古人云：得中原者得天下。位于中原地区的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如能控制大别山，则东可震撼南京、上海，西可威胁华中重镇武汉，北可逼迫郑州、洛阳，南可截断长江。

大别山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国民党军屯有重兵，他们利用控制的大别山，北可屏障长江防线，堵住解放军渡江南进；东西可策应支援山东、陕北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所主任顾祝同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集团的重点进攻。

大别山是中国共产党全国战略大反攻的重要一环，人民解放军如果能占领大别山，就可切断国民党军津浦、平汉和陇海三条交通线，还能东慑南京，西逼武汉，瞰制中原，直接威胁国民党长江防线以及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统治，迫使国民党军主力从山东、陕北回援，等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楔上一颗钉子，可从根本上改变战局。

1946年6月，国民党发起全面内战起，解放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作战，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到1947年6月，人民军队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解放军由127万人发展到195万人。这时，毛泽东对整个战略部署已有新的考虑，决定召开中央扩大会议，确定战略方针。

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习仲勋、贺龙、陈赓等人。会议确定了主力出击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歼灭国民党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五年打倒蒋介石”的构想。

小河村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即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正式确定和提出了刘邓野战军“直出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决策和目标。

小河村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战略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后，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构想和决策，调整了军事部署，决定陈（赓）谢（富治）集团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其主要任务是挺进豫西，协助刘邓经略中原；陈（毅）粟（裕）集团由山东战场作战转变为配合刘邓进军大别山。

依据整个战局的发展，中共中央作出重大战略决策: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转入全国性的进攻，以解放军主力打到外线，调动敌人回防空虚的后方，粉碎蒋介石的战略企图与方针，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之间的攻防形势。

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派兵挺进大别山的另一点考虑是减轻延安的压力。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以整编第1军、第29军所属 6个整编师15个旅共约l4万人，分别从洛川、宜川出动，指向延安。当时，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有23万人， 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则不到3万人，而且装备极差，补给困难。

中共中央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格局。三军配合: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即西线兵团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为西路，挺进豫西。这样，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就形成了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陈（毅）粟（裕）三军挺进中原的“品”字型格局，外线作战部署就绪。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将挺进大别山的重任首选刘邓大军呢？

1945年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解放区的主力部队，合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央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从这时起，人们称这支部队为“刘邓大军”。

刘伯承，四川省开县（今属重庆市）人，1892年12月4日出生，辛亥革命时期从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相继参加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 1927年底奉派赴苏联学习军事，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参谋长、红军第五军团参谋长、中央纵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援西军司令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野战军司令员。

邓小平，四川省广安县人，1904年8月22日生，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归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等职。

内战全面爆发后，刘邓指挥所部以大踏步的运动战，于1946年8月—1947年5月先后取得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豫北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歼敌数十万，解放大片地区，挫败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有力配合了其它战场的作战，深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青睐，被认为是挺进大别山指挥员的最佳人选。

此外，党中央、毛泽东选定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还因为从战略全局考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出击大别山的任务，中共中央确定由华中、山东两支野战军担负。1946年7月22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考虑山东野战军叶飞、赖传珠纵队使用方案时，提出三条，其中一条是：“马上调至南线使用于向大别山发展。”9月10日，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华中军及山东军之一部向大别山发展，并决定已转至苏皖解放区划归华中野战军建制的原中原军区皮定均旅也准备由淮南经原路回大别山，为华中军向大别山发展起先导作用。翌年4月23日，毛泽东还致电李先念，望其组织一个支队，“准备于反攻时随苏鲁部队出大别山”。

从1946年6月内战爆发到1947年4月的10个月中，中央军委意图始终由华东部队担负向大别山发展这一战略任务。这种部署在实际中也是可行的，从山东经苏北入淮北渡淮河向南，或从苏中出盱胎、来安入淮南，都可直趋大别山。这样不仅距离近，而且所经之处多是解放区或游击区，便于达到突围、隐蔽的战略意图。

由此带出一个问题，即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使用方向。按中央军委的最初部署，该野战军主要使用于平汉路郑(州)信(阳)段及其以西地区，1946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在粉碎国民党大举进攻后，刘邓军渡过黄河向南阳、信阳进发。次年春，为更好地配合陕北解放军作战，支援坚持敌后的中原军区部队，中央军委考虑刘邓大军的使用方向为出豫西。所以，刘邓大军的使用方向在1947年4月底以前主要是豫西，而不是大别山。其目的是直接配合陕北人民解放军作战和较远地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在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的情况下，华东野战军一时难以承担外线作战、出击大别山的战略任务。与此相反，刘邓大军正面敌军较少，1947年春，刘邓大军北渡黄河后，蒋介石认为已将解放军驱过黄河，在建立所谓的“黄河防线”后，再难南渡，从而敢将原用于对付刘邓大军的王敬久集团调用于山东战场。国民党这种两翼进攻、中间防御，状如哑铃的战略体系，正利于刘邓大军中间突破，一举扭转战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5月4日，中央军委改变计划，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独立经营中原，并提出挺进大别山的可能。

1947年6月30 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随后，毛泽东又指示陈赓、谢富治集团渡黄河南进，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至此，排除了刘邓大军出豫西的可能，最终选定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建立根据地。

为适应“出击中原，挺进大别山”战略进攻需要，1947年5 月 1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等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

6月3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电令刘伯承、邓小平：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积极准备于6月底突破黄河，挺进中原。刘伯承、邓小平接电后，立即部署进行各项准备。

挺进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完全是孤军深入、生死未卜的背水一战，不仅是深入虎穴，还是虎口拔牙，没有后方依托， 没有武器装备和粮食补给来源，但是刘伯承、邓小平接到党中央的命令后，义无反顾踏上了挺进大别山的千里征程。

毛泽东把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起点的战略进攻称作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