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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４年５月，在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之后，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战略转移。由于事关重大，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为了筹划战略转移的相关事宜，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落实和保障准备。
走留问题属于“核心机密”
长征之前，一般干部的去留，不是由中央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单位，由各自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当时，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张闻天），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因此，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而高级干部的去留，则是由“三人团”决定。
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人员的去留问题属于“核心机密”，留守人员名单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完全是由“三人团”决定的。在研究留守人员名单时，博古、李德只就军事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则只是告诉他一个数字。其实，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都是博古、李德说了算，具有很浓的个人感情色彩，存在明显的宗派倾向。博古、李德尽量将他们认为犯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留在中央苏区。
主力部队转移之后，红军留守部队将面临着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剿”。况且，留守部队大部分都是伤病员，甚至很多是重伤员，已经基本失去战斗力，一旦苏区陷入敌手，留守人员的前景就可想而知了。
最终的留守名单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项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项英临危受命，表示坚决服从安排。项英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时任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在兴国前线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休养。陈毅只好服从中央决定，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与项英一道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瞿秋白的名字也出现在留守名单里。对于这个决定，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毕竟瞿秋白曾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找到博古等人，希望能把瞿秋白带上，但博古予以拒绝，认为瞿秋白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曾回忆说：“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１９３５年２月，瞿秋白在突围途中被俘，后被国民党残酷杀害。
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后因反对错误的“肃反”而被撤销全部职务。红军主力长征后，时年５８岁的他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４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刘伯坚、贺昌、陈潭秋以及所谓“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毛泽覃、古柏等同志因此也上了留守人员名单。
曾经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也差点没能跟随大部队进行长征。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曾经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所以也被列入留守名单。后经周恩来据理力争，刘伯承才随主力红军一道长征。
起初毛泽东也没在长征名单之中
不仅是刘伯承，甚至连毛泽东一开始都没有在长征名单之中。红军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的首长警卫员都去供给处领被装物资，就去领毛泽东的那一份，但负责发放物资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却没有找到毛泽东的名字。曾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写道：“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李维汉在回忆录中写道，关于留人问题，他未过问。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们决定的，他没有参与其事。苏区中央局机关和中央党校归李维汉管，所以，他把他们都带走了。
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在中央苏区留下了红２４师和地方武装共１．６万余人，以及３万余名伤病员。他们面对国民党军及地主武装的疯狂“围剿”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队伍被打散，多数人牺牲、被俘。幸存部队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