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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十五日一大早,幺爹打来电话说明天准备杀年猪,要我回老家帮着拉猪腿。我说怕是不一定走得开。幺爹接着说,我一直等着你的星期天呢。周六杀年猪,周日是腊八节,完了你带半扇子猪肉回城过腊八、过年好吃。幺爹特意说要杀的是黑猪,一点儿外面卖的饲料没喂的。我在电话里问幺爹:两个兄弟还没回来吗?幺爹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说:指望不上了,说是车票不好买。他们自己媳妇儿女一窝过热火了就好。回来我就给他们留一块土猪肉,不回来,我拿集上卖了。
……
进入腊月,庄里就开始有了过年的景象,年的脚步似乎就快起来。而杀年猪就像是年的重要祭祀,是一个庄里腊月里发生的大事件,像孩子们的节日,更是这时候老少爷们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谁家杀了几百斤的年猪,一点没卖,要过肥年了。杀猪过肥年曾经是乡下人一个朴素的愿望。家乡民谚说,“有钱没钱杀猪过年”。
喂年猪,是勤劳农家操持一年的营生,也是一年的饭菜飘着肉香的指望。那时候都是喂速生长白猪,谁家里猪栏里有一头猪那是一笔很大的财富。那时候,农家的锅屋外大都摆放着一个潲水缸,里面装着涮锅洗碗水,或少有的变质的剩饭菜汤,更多的则是沤着孩子们剜回来的野菜和大人从水塘里打捞的浮萍。这些发酵物被年猪吃下去,通过生物转化为肉食。大人看着圈里的年猪,心里盘算着树叶一样稠的日子怎么过、年节人来客去怎么招待,在猪身上寄托着全家一年食用油的指望。打猪菜的孩子们看着年猪,心里想的却是过年才能吃上的喷香的大肉,还有排骨汤、猪蹄汤泡着的锅巴。诱人的肉香使平平淡淡的生活变得生动而富有意义起来。
杀猪过年的这一愿望,改革开放后彻底被改变,不到十多年的光景,庄里家家户户都可以杀年猪了,只要想吃肉,一日三餐都可以做来吃。逐渐地,腊月杀年猪已不稀奇,杀年猪那种热闹氛围也就越来越淡漠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乡村腊月年下情景又“复古”了,庄里自家杀年猪的越来越少,多数人家都是拿着打工儿女寄回来的钱去集上买肉。尔今,庄里不杀年猪的才是最有钱的人。
但是,现在回味彼时喂年猪、杀年猪的情景,对六零后、七零后来说还是难以忘怀的。
腊月杀猪时间的早晚,一头猪重量的大小,年猪肉的处置,能从中看出一户农家家境贫富的区别,和一家之主过日子的精打细算。
家境最好的农家猪圈里大多饲养着两三头猪,腊月杀掉那头最大的隔年猪,一般都有三百来斤,然后立即补栏一头猪崽。十冬腊月季节猪崽正便宜。一般家庭多是农历二月一开春就买下猪崽,有钱的直接买下三四十斤的,这样就可以喂上十个月,猪能长到二百多斤,而且肥硕。多数家境困难的,要到农历三四月才能挤出钱来买猪崽,都挤在这时候补栏,此时猪崽最贵;因为钱少,只好买一二十斤的小猪崽,且喂养时间不足八个月了,喂到腊月也只有长到百十来斤重。
富裕人家年猪杀得早,迈进腊月门槛就杀猪,此后整个腊月天天可以吃肉了。近门的四爷家是庄里的首富,他是十里八乡出名的老中医,他的大儿子是小队长,老二跟着他做赤脚医生。每年进入腊月,四爷家第一个开杀戒,而且杀的是隔年大肥猪。庄里其他户也都是看着四爷家最先杀了猪才陆续接着杀年猪,这好像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于是乎,整个庄里空气中都弥漫着浓浓的肉香,一波接一波,一直到出正月,不曾消散。
四爷家杀了猪,本庄凡有六十岁以上的家和一户五保户,他每家都要送一块五斤左右的猪肋条;不仅如此,庄里十二岁以下到会走路的小孩,都会被喊去他家吃肉,大快朵颐地吃到再也吃不进去的份上才算完。从我记事起就一直是这样。在四爷家吃着肥肉,啃着骨头,心里就想,天天有肉吃的一定是天上的神仙了。
进了腊月,四爷家的猪杀晚一点儿,我们这些孩子们都会借故上门问:四爷,你的猪啥时候杀呀?
日子过得紧巴的,杀年猪大多要往后拖,有的甚至拖到腊月二十二。实在不能再晚了,过了小年屠夫就不出门了。说起来不好意思,当家才知过日子难。拖到很晚才杀猪,打的只是减少一点猪肉消费的穷盘算。
而处置猪肉,贫富家庭大不一样。富裕家杀了年猪,全部留下自己食用:一部分分割了,挂在锅屋的梁上风干微熏成腊肉;一部分切块在锅里炼制了,装进几个坛子里,然后封口做成“闷罐肉”,可以吃上一年,腊肉接着新杀的猪肉。过年以后的日子,除了节日和人来客去以外,自家人也会隔三差五地取出来烹饪美餐一顿。而家境不好的户,杀一头年猪,要拿一多半到集上卖了变钱,好换取家庭急需的其他年货回来。
……
这时候,妻在一边一听说幺爹年猪杀的是黑土猪,就怂恿我回去帮忙,正好也是双休日嘛。回来时候拿些放心肉好过年,还特意交代要给幺爹猪肉钱。我说,不回去也不中啊。青壮劳力都外出务工经商去了,村里难找齐拉猪腿的人了。女儿却嚷嚷道:我不要吃猪肉了,我要吃肯德基炸鸡!真理解不了零零后的人对猪肉怎么会这样厌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