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涛
关于文学的功用，沈从文先生曾说过：“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这或许是当今我们极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仍渴求好的文学作品的原因吧。
一直对西方文学抱有深深的“成见”，感觉中西文化的背景相差较远，无法理解深奥的西方文学。但徐葆耕先生的《西方文学之旅》给我打开一扇明亮的窗户，让我瞥见了西方文学一缕曙光，我就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被园内的富丽堂皇所深深地惊叹。
西方文学所走过的数千年历程，正是人类几千年所走过的心灵的历程，它向我们展示了原始状态下的先民如何一步步走进科技昌盛的当今社会。从人类生命意识觉醒的那一刻起我们一直追求着自由，从摆脱自然的束缚到社会的束缚，但自由对我们仍是触不可及的，也正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马克思在总结人类历史经验时说：“人类的极境是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然而这一极境的道路是异常艰辛的，如今的我们仍然行进在这条路上。马克思给出了我们所要经历的历史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作者曾说文学的最高宗旨是实现人的精神与审美的自由，发展和解放。作为社会现实的形象反映，文学会显示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历程和人类在其不同历史阶段的处境。当我们人类处于蒙昧的原始时期，远古神话和史诗向我们展示了先民走出自然束缚的心路历程。但我们人类并不被自然所局限，而被我们自身所局限，于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也就应运而生了，打破神学与宗教对人类的束缚。但当拉伯雷在《巨人传》中高呼“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时，莎士比亚却在《哈姆莱特》中提出了“生存还是毁灭”这一问题，他的四大悲剧向我们展示了人文主义的“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必然结果，正如李尔王流落荒原时仰天长啸：“人不过是可怜的双脚动物。”无情地宣布了文艺复兴所设想的美好蓝图的破灭。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创了欧洲的新时代，人们憧憬着启蒙运动带给人们的美好前程。然而当人们欣喜地进入新时代时，实现了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但现实是人们进入了金钱取代上帝和国王成为新的支配力量的时代。在这个金钱支配的世界里，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一批伟大的作家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进入20世纪，在面临两次世界大战后，似乎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已陷入绝境，因为每一个人都成为他人自由的障碍，就如萨特所说：“他人即地狱。”于是现代派与后现代派用消沉与颓废来反抗这无望的现实，但我们人类还是要向前走，因为我们还存在着。但马克思主义学说给了我们些许希望：如今的现状是一定历史范畴的现象，是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度的必然产物，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逐步被消灭。
正如徐葆耕先生在结束语所说：纵观西方文学的漫长历程，人们可以认识到，真正的自由境界绝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放任，也不是对现存秩序的忍从逃遁，而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理性与非理性，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个人诸因素的和谐统一，是集体普遍性制约和个性潜能多方面发展的高度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