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栗 萍 郝 光
胡瑜珊 马迎春
提起浉河区董家河镇的黄龙寺，许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信阳毛尖，而在烽火硝烟的抗战岁月里，它又经历了哪些风雨沧桑呢？
7月23日，记者一行冒雨探访了掩映在青山绿水中的黄龙寺村。
“抗战时期，著名的黄龙寺会师和会议曾在此发生和召开，豫南特委和信随县政府也先后在这里设立。”随行的浉河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廖家宽介绍。
黄龙寺会师和会议
走过一段弯弯的山路，我们来到黄龙寺村一个叫围墙湾的地方，这里有一座坐北朝南、已经残破不堪的院落，残存的拱形大门、厚石院墙和青砖灰瓦的老式房屋，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它的沧桑。
“1939年年初，著名的黄龙寺会师就发生在这个院落前方的土路上，这个院落是黄龙寺会议旧址。最早是清代一个大地主的房子，新中国成立后被政府征用为粮库，后来废弃不用了。因年久失修，房屋自然损坏比较严重。目前，已被政府保护性收购，准备重新修缮并布展成黄龙寺会师纪念馆。”廖家宽指着院落介绍。
穿行在野草丛生的院落里，廖家宽娓娓道来，让记者一行仿佛回到了那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
1938年12月26日，李先念遵照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指示，同朱理治、谭希林、郭述申等人一起，在刘少奇的带领下，经过长途跋涉，由陕北延安到达河南省竹沟，并于12月31日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
会议结束之后，省委以竹沟留守处四个分队的武装为基础，组建了由李先念任司令员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率领160人自竹沟南下四望山。20日，部队到达四望山北麓的黄龙寺，与信阳挺进队胜利会师。
“这次会师，是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行动，为日后建立巩固以四望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大别山抗战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廖家宽这样评价。
两军胜利会师后，李先念在黄龙寺主持召开了四望山党和军队负责人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先念要求信阳挺进队的党组织把发展抗日武装、扩大游击根据地、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就如何进一步发动民众、开展豫南敌后游击战争等问题，向挺进队的党组织作了具体部署。
廖家宽向记者一行解释道：“虽然当时信阳挺进队做了很多工作，但没有明确的工作目标，更不了解上面的方针政策，这次会议的召开，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了，抗战方向更明确，方法也更到位。”
李德纯和信阳挺进队
在采访中，那段峥嵘岁月的一些人、一些事，也深深地留存在记者一行的脑海之中。其中，让记者一行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李德纯。
1938年10月初，豫南各县相继沦陷，时任县长的李德纯率领200人的常备队将国民党信阳县政府迁至黄龙寺。当时，中共河南省委在研究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时，对李德纯有一句定性的话：“经过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内同志反映，河南省各县县长中最年轻有为的是李德纯。”于是，李德纯被确定为我党统战争取的对象。
“李德纯思想进步，民族意识和抗战意识很强烈，是当时国民党、日本、土匪等多方争取的对象，但他最终被转化为我们党的干部。抗战期间他转到延安，一直从事金融、物资保障工作，90多岁才去世。”廖家宽介绍说。
时值危难之际，中共党员、原豫南民运办事处指导员齐光，在从湖北应山回竹沟汇报工作途中，经过黄龙寺时，特地同李德纯和县政府秘书陈守一见面，讨论联合抗战问题。不久，中共河南省委派豫南特委统战部的刘子厚进一步做李德纯的工作，协商共同组织武装、开展敌后游击事宜，并就部队干部的人选、番号、根据地的选择等进行了充分的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
为了便于这支抗日部队的发展，他们决定暂时不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号，部队名称暂定为信阳抗日挺进队，由李德纯兼任司令，纳入信阳县政府编制。
信阳挺进队组建时，遵照中共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的指示，由危拱之、刘子厚、王海山组成了党的领导小组，对挺进队实施具体领导。
随后，信阳挺进队对各中队的干部逐一审查，清理了一些不可靠的人员，选派得力干部充实到各个中队，吸收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在各个中队建立了党支部，从而以最快的速度顺利建起一支统一的坚强的人民武装，确立了我党在豫南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
1939年4月，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与信阳挺进队一部合编为新四军鄂中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随后向应城、安陆一带挺进。同年6月，豫鄂边区党委组织部长陈少敏率信阳挺进队两个中队200余人，到达安陆县赵家棚，编入新四军挺进团……
如今的黄龙寺，早已远离了战争的烽火硝烟。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那段艰难岁月的风雨沧桑已永远被后人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