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名叫薛继华，1943年10月19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因是女孩儿，且排行老大，刚一懂事，母亲就跟着大人下地干活。母亲虽然没进过学门，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但是，母亲勤劳、节俭、讲道理，讲规矩，深受乡邻的尊重。
三年自然灾害后的1962年，仅有19岁的母亲，带着我姥姥陪嫁的一个木头箱子，与家境贫寒、前途渺茫的我的父亲结合在一起。父亲原在信阳汽车运输公司工作，由于我爷爷是富农的原因，被打压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繁华的城市到贫穷落后的农村，我爸犹如从人间天堂，一下子跌进永世不得翻身的十八层地狱。伤感、凄惨、绝望，父亲甚至连生活的勇气都没有了。
贫穷是多年来困扰我父母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在我的记忆里，我家一直没钱财、没粮食、没衣裳。虽然母亲很勤劳、很俭朴；虽然，父亲有开车、修理机械的手艺，但随着我兄妹5人的陆续出生，家庭负担越来越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农村社会环境越来越差。不准父亲外出，不准父亲参加各种会议，父亲只能待在生产队里，没日没夜地干着让领导永远不会满意的泥巴活。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母亲成了我家的避风港，成了我们胡氏家族的一面挡风的壁垒。
为改变家庭的困境，一到星期天、节假日，母亲都会给我找活干，以此来挣工分、分粮食。比如，一个早晨你必须捡一篮子猪粪，一个上午你必须扫一担树叶子，一个下午你必须割一筐牛草。当然，母亲奖惩分明，任务完成了，她会奖你几分硬币去买故事书、作业本；任务差码大了，她会让你少吃一个馍，或少吃半碗米饭。母亲的这一规定直到农村分田到户才废止。到我长大成人后，母亲才告诉我，她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让我不要忘本，要知道父母的艰辛，要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到后来，即使参加工作以后，每年我还要回老家三五趟，参加田间劳作。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兄妹5人逐渐长大。在父母的操办下，我们一个个成了家，又一个个先后走出贫穷的家乡，融入改革开放的洪流。操劳多年，已开始衰老的父母，慢慢丧失了劳动的能力，但是，由于不分昼夜的奔波劳作，父亲过早地患上了胃炎、腰椎增生等疾病。母亲的健康也令人担忧。1976年9月，母亲生下我的小妹后，因天热，穿单衣，睡凉席，洗凉水澡，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关节炎。这两个可恶的病魔，一缠我的母亲就是几十年。
2002年端午节，一大早我就接到父亲的电话，说我母亲早晨起床后突然晕倒，言语不清，行走不便。放下电话，我立即坐车回老家，把母亲送到县医院。经诊断，母亲患的是脑梗塞。为不给我和妻子增添麻烦，母亲在住了12天的医院后，硬是执着地要求出院回家。
初春的雨渗透着丝丝伤感，弥漫着些许惆怅。深夜，我坐在斗室里，静听雨声，一边抽着香烟，一边流着眼泪。可怜的母亲，出院不到一年，又突发了脑梗塞，仍是说话不清楚，行走不方便。我把父母接进了我在县城的家。在妻子、小妹等人的精心护理下，母亲的健康得到了好转。享受着天伦之乐的父母，有了笑声，有了歌声，有了精气神。
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重阳节的中午，正在出差的我，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说母亲在试穿新衣服的时候，笑着笑着就晕倒了。等我下午赶到县医院时，母亲安详地躺在重病监护室里。据医生们介绍，我的母亲是因一时激动，突发脑溢血，已无挽回生命的希望。
夜晚，在救护车的鸣笛声中，我们一起将尚有一丝气息的母亲，护送回她生活40多年的老家——潢川县来龙乡杨双楼村。按照当地的风俗，在老家堂屋的空地上铺上一捆稻草，再铺上草席、被子等，母亲就这样和衣睡在上面。我坐在母亲的脚下，把母亲的双脚暖在我的怀里，借此给母亲传递能量。
2008年10月8日，清早6时26分，母亲在她的子女儿孙如鸿雁断肠的声声呼唤中，呼着长气，流着眼泪，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人间。
思念就像一座坟墓，母亲在里面，我在外面。母亲走了，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永远地走了。6年多来，我没有母亲的呵护，也没有母亲的叮嘱，更没有母亲倚在门旁等儿下班回来的身影。
逝者如斯，滴血泣泪。儿子祝愿伟大的母亲在天堂里永远快乐、永远幸福、永远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