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只要一提起钱钟书和杨绛先生，往往就将他们想象成一对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大学者和大作家。其实，并不尽然，他们除了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淡泊的人生态度和执着的学者风范外，也有情真意切、儿女情长的一面。
钱钟书、杨绛先生高山仰止、著作等身，两人在学问上相得益彰、生活中相敬如宾，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趣闻轶事。特别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在河南信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期间发生了诸多难忘的生活轶事。
1969年11月，钱钟书先生与著名红学家俞平伯、诗人何其芳等文学所成员先行来到河南信阳，不久落户息县东岳“五七”干校。1970年7月，杨绛也来到“五七”干校。这样，钱钟书、杨绛先生在息县东岳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干校岁月。他俩在接受所谓“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表现出淡泊宁静、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也演绎出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干校传奇。
“钱不开”名冠干校
下干校一开始，钱钟书先生被分配做烧锅炉工作。他与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曾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何西来回忆说是戏剧专家吴晓铃先生，笔者采用杨绛《干校六记》里的说法）一起负责为干校学员烧开水，每天供应一百七八十人用水。他俩干得十分卖力，成天围绕着锅炉烧水，从没有国家一级研究员的派头。但由于锅炉设在露天，冬天的北风老往锅炉膛里灌，里头加热、外面天冷，有时候一个半天也烧不开一锅炉水。更何况两位大学问家在北京一直埋头于书斋研究学问，没有干过烧水这类粗活儿。加上他们烧锅炉时，不知道盖锅盖，所以水一直烧得不够开。干校同伴就调侃似的戏谑称钱钟书为“钱不开”、丁声树为“丁半开”。钱先生的“钱不开”绰号，就这样在干校传开了。
情会菜园传佳话
钱钟书先生能力比较强，在干校跳了槽，专职担任一个通讯员的工作，负责去公社邮电所领取报纸、信件、包裹等回干校连队分发。他每天下午或隔天背着个军用挎包，来回十数里地到邮电所取物件，也从未有过怨言，真正做到了尽职尽责。杨绛先生被分在干校菜园班，分管种菜和看菜园。钱钟书这个时候忙里偷闲，经常借着去邮电所取物件的机会，稍微绕个弯儿到菜园去，隔着小溪和爱妻说上几句话。很多下干校的中国社科院老人就曾亲眼见过钱杨这对夫妻在菜园相会的场景。这则故事后来收录在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第三记“学圃记闲”中。
送夫历险不后悔
有一次过年，钱钟书到杨绛那里吃年夜饭。饭后，杨绛去送他，知道丈夫年纪大、身体不好，眼睛又近视，怕他雨雪天看不清道路，就打着手电筒一直把他送回宿舍。等杨绛返回时，夜色更加浓重，外面一团昏黑，无奈手电筒又几近没电，光线微弱。她只好默默地在心中估算着回去的方向，壮着胆子摸黑前行在树林中、田地里。途中还摔进了河沟里，一路上跌跌撞撞，好在最后安全返回自己的宿舍。对此，杨绛没有什么抱怨，而是十分欣慰。后来，她在《干校六记》第五记“冒险记事”中充满深情地回忆了这件事情。
钱钟书、杨绛先生在“五七”干校虽然只是生活了两年多，但他们夫妻恩爱、相濡以沫的轶闻趣事却被世人津津乐道，并流传下来。1972年3月，钱钟书、杨绛作为“老弱病残”人员离开了“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之后，他们迎来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又一个高峰期。钱钟书完成了他在干校就已构思成熟的鸿篇巨制、多卷本学术著作《管锥编》；杨绛翻译出版了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并根据干校经历创作了反映她和钱钟书先生下放期间一些生活琐事的纪实散文集《干校六记》，期颐之年还创作了《洗澡之后》等。这些成就的取得，可以说与两位先生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生活积淀和人生历练有着很大的关系。
钱钟书、杨绛先生的一生充满着传奇，更荡漾着一份恬淡的温馨。他们面对生活的责难，无怨无悔，不自怜不自悯，也不申冤诉苦，总是以平和的心态坦然生活。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一书中写道：“我们沦陷上海期间（指抗日战争时期），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我想，钱钟书、杨绛先生在干校下放期间也是以这种心态生活，朴素单纯、与世无求、与人无争，要不然怎能留下这么多的趣事轶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