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被人问得太多了，仿佛“写小说”的确算是一件格外需要理由的事情。尤其我本来还是个画画的。我想被人这么质问，多少有些被指责为不务正业的意思。可我只画画的时候，也被人质问过：为什么画画呢？是啊，为什么呢？谁会问你“为什么吃饭”呢？而且，所谓“正业”，究竟是哪个行当，这委实让人不好说。反正我没听谁问过某位官员，您为什么当官呢？如果当官是“正业”，那么我画画、写小说的理由便是，我没有务正业的能力，如果问我从另一个不务正业为什么弄到这一个不务正业，我除了只好承认我太爱不务正业，还得定定神，郑重地回答：嗯，那的确是因为，我觉得画画，已经不足以满足我想要的表达。
实际上我是真的很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就像被人问道“为什么活着”一样，越是这种牵涉到本质性价值的问题，越是让人不知所云。此类问题一则根源太宏大，二则面目太虚无。所以干脆含糊其辞地应付过去。没有理由好像也不妨碍我们继续“活着”，无凭无据同样似乎也不妨碍我们“写小说”。但是活着活着，写来写去，难免有时候会突然有所怀疑这个，究竟为什么呢？我们这样急切地、戏剧性地、徒劳无益地空忙活，为什么呢？这就是跟自己算账了，运算一番，答案当然往往还是含糊其辞的。如果非要有个答案，那么它们只能是约等于宏大和虚无。答案原来就是问题本身。那么，我基本上就可以这样来回答了：我活着，抑或写小说，是因为这些项目宏大而虚无。
因此，我从一千九百七十二年开始活着，从两千年开始写小说。
我把开始活和开始写并列起来说，不是想借着“活”来夸大“写”。谁都知道，我们的“活”实在并无多少荣耀可言。如果硬要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一个关系，我更愿意让“写”来低估“活”。不错，公式似乎又推进了一步，勉为其难地归纳一下，便是：我们的写作，是为了将生命的姿势降低。
我从小生活在校园里，周围最不缺少的就是书。读书成为一件家常便饭的事情，导致出的结果之一，居然是会令人酝酿出势不可挡的表达欲，而且，这种表达的热情，还是建立在一个仰视的角度上——喏，那么多的厉害角色，你都见识过了，还有何傲慢可言？这样看来，读书破万卷算是件有风险的事情，稍不留神，便会让人变得渴望喋喋不休，同时又局促胆怯。但恰恰是这种混合着热烈与阴郁的情绪，成为我最初动笔时的迷人之处。是的，我愿意，我愿意满怀着羞涩地诉说，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到的，不啻于是有一次爱情。于是，怀春般的，我有了第一批严格意义上的创作。
对于我，这些小说犹如情人。
如果此言不虚，我是要承认了，我写小说的态度，原来真的时而会偏离了初衷，就仿佛恋爱一场，总不免在某个阶段脱离最初的那份纯粹，三心二意，始乱终弃。当写作之门敞开的时候，遥望一番，居然除了宁静，还有喧嚣，那个大名鼎鼎的“自缢”，居然在这个门里更容易做王掌权。真是糟糕透了，如果我们本来是为了柔软，却越来越刚硬，那算是怎么一回事呢，好比本来是在涂红，结果却在画绿，简直是南辕北辙地瞎搞。瞎搞就有瞎搞的后果，那就是，一则我们搞不定那个大名鼎鼎的家伙，二则还承担了与挚爱离散的危机。为此，我大约写了一半的报废小说，虽然它们都见诸于刊物，但上帝知道，它们有多恶劣。
这便是回答此类问题的益处，稍加细究，便会发现自己的漏洞。但是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总是这样背道而驰着，偶尔回过神儿，才来个急停，回到最初应许的道路上去。
我的小说就是在这种纠正与偏离之间写下的。跑偏了的时候，就写得难看，回了正路，就稍微好看一些。当然，孰正孰偏，好看与否，这完全是一个很私人化的、很有偏见的洞识，各人有各人的方向，在我们视为歧路的，在他人可能倒是坦途。所以，十年来，我写了百余万字，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不断掉头的过程，不觉得矫揉造作的话，你可以把我的姿势看成是一个回望的姿势。
在《文学报》做的访谈中，我自喻要写“有教养的小说”。这当然首先是缺什么补什么，我首先当然是痛感自己教养之不足，但同时，这也的确是个立场。我所谓的“教养”，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指那些死人，那些前辈，那些传统。在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把回头路当作正途，自然少有买账的。所以，我在另一个访谈中酸溜溜地坦言，我不是能写出畅销书的作家。万人迷绝对是种能力，那也是有如神助的事情，我们同样要给予赞美。但是如果你认可自己只是神的被造之物，就应当降服在神所为你预备的道路。况且，有一个常识：文学怎么会是日新月异的呢？基于此，我总是向自己内心那个最初的写作动机祈求，求她实验我，查看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
我们为什么写小说？
我在这里使用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很有规模的词，无外乎是在给自己壮胆，给自己取暖，好像真的总是有这么一群人，至少是一伙人，这些跑在一条道上的家伙，不合时宜地，排列在这个短句中继续跑。
感谢主，这个地球上的路径还真是多，不至于让我们四处碰壁。总有一条道路是为我们敞开的，敦促我们成为一个忠贞不渝的人。在写作之路上，我的经验是，确有这样一些杰出的刊物为我们而预备。那么，我又要引用一个前辈的文字了，J·D·塞林格就像《纽约客》始终为他敞开一样，我们也自有自己的承荫蒙泽之处。J·D·塞林格，这个老嬉皮，在《弗兰妮与祖伊》的卷首献词中这样写道：
一岁的马修·塞林格曾经鼓动一起午饭的小朋友吃他给的一颗冻青豆；我则尽力秉承马修的这种精神，鼓动我的编辑、我的导师、我最亲密的朋友（老天保佑他）威廉·肖恩收下这本不起眼的小书。肖恩是《纽约客》的守护神，是酷爱放手一搏的冒险家，是低产作家的庇护者，是支持文风夸张到无可救药的辩护手，也是生来就是艺术家的大编辑中谦虚得最没道理的一个。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为“守护神、冒险家、庇护者、辩护手、最没道理谦虚的艺术家”，写小说。
(弋 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