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平城外响彻天际的炮火，唤醒了中华民众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相继发表抗战宣言，全国各党派、社会各界纷纷表达支持抗战之决心。国共两党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危机的加重，由原来的对立、停战走向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发表通电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要求“本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
1937年7月9日下午，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电报致蒋介石：“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同时，红军将领致电宋哲元，表示“誓做贵军后盾”。
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发动各界同胞援助29军抗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赴前线慰劳抗日官兵；青年学生参加情报、募捐、救护等工作，并组织战地服务团；长辛店的工人运送枕木、铁板和铁轨到宛平，修筑阵地；郊区农民为前线输送粮食、饲料、燃料和民工。人民群众的支援，激发了29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热情。
蒋介石庐山号召抗战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也把国民政府从有限妥协推上了抗战建国的道路。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确立了“不挑战，必抗战”的态度，并立即派军队北上，增援华北。7月10日，蒋介石向全国各行营、绥署及各省市发出密电，要求全国各地方各部队“确实准备，勿稍疏懈，以防万一”。这件密电实际上是一秘密的全国动员令。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不是偶然突发的，是日本“处心积虑的谋我之极”的结果，卢沟桥事变发展的结果直接关系着“中国存亡的问题”，中国已到了“最后关头”。“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中国政府对事变的解决有四点立场：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国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廿九军现在所驻地域不能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中国政府解决事变的最低立场。卢沟桥事变若不能和平解决，“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
蒋介石在庐山的这一谈话，是国民政府对日方针的根本性转变，标志着国民政府抗战建国方针已初步确立。
从当时社会反应看，宣言的发表，无疑是一次全国抗战的大动员，它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政府团结御侮、反抗侵略的正义立场，日本当局也由此意识到面对侵略起而反抗的“中国国民政府对日全面战争的明明白白的决心”。
8月14日，也就是淞沪抗战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向全世界庄重宣布：“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之后，中国军队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复兴，在战场上和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
各党各派坚决抗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各党各派也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对日作战。原先活跃在中国社会的一些中间党派，如第三党、国家社会党、青年党、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迅速参加到抗日的阵营中来。
1937年7月10日，第三党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团结御侮、抗日救亡的八项主张。10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为表示“拥护政府”“增强全民族团结”，自动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938年4月，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君劢、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先后致书蒋介石、汪精卫，表示“方今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
除拥护政府对日作战，各中间党派还在创办报刊，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各种民众团体支援抗战；发动募捐，慰问将士，救济灾民；贡献良策，争取宪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更有许多中间党派成员，直接参加正面或敌后战场的对日作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英勇捐躯。中间党派在抗战中还有一个特殊贡献，就是调停国共。他们在抗战的两大党派之间调和纠纷，促成谅解，为全国团结抗战、一致对外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双方正式磋商合作抗日的具体事宜。谈判从1937年2月11日开始，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历时近五个月，会谈三次，在政权、军队、根据地等根本问题上未能完全达成协议。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产生了一股无与伦比的强大动力，冲开了从1935年底开始酝酿、西安事变奠立基业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之门。
继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愿为效力后，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即“共赴国难宣言”)。7月17日，国共第二次庐山谈判开始。8月18日，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同意中共方案。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发表中共的《共赴国难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接纳共产党为国效力，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历尽坎坷，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正式形成。
此后，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国共双方的军队分别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为主体，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各界投入抗日洪流
卢沟桥的炮声成了中华民族总动员的号角。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民族、宗教、职业、性别、年龄，纷纷自觉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整个中华大地到处都是抗日的怒火，形成了中华民族史上空前的团结御侮、抵抗侵略的壮观局面。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山西、广西、四川、宁夏、云南、青海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仍占据着地盘，并拥有数量不少的军队，中国实际上还处于半分裂的状态。卢沟桥的炮声促成了国民政府军令、政令的统一。事变发生后，各地方实力派纷纷发表通电，拥护中央，拥护抗日。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防会议，各省军政长官均出席会议。
知识分子在卢沟桥事变后也改变态度。蒋介石庐山讲话之前，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对记者说：“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抗战爆发后，抗日急先锋青年学生们长途跋涉来到大后方，在那种“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雨已息，里面犹在滴”的教室中坚持学习，保存和发展着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当祖国召唤、形势需要的时候，他们又毫不犹豫地投笔从戎，奔赴战场。
血战沙场的士兵和源源不断的兵源补充，主要来自农民。他们一个个走上前线，兄去弟又离，子亡父不归；他们把自己胼手胝足收获的粮食一袋袋供应前线。农民以努力生产、协同作战支持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以节衣缩食、忍饥挨饿支撑着大后方的巩固。
世界各地华侨纷纷组织起来，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富商巨贾，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血汗。捐款是华侨表达自己爱国之心的一种方式，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初，广大华侨捐款总数达26亿美元，平均每月约6000万，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财源。
（据《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