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提到北京市民陈先生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需要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证明，路程近千公里，陈先生很恼火:“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这么不容易?”一则新闻引来不少人感同身受地吐槽，诚然，办事需要一些证明无可厚非，可有的条件显得苛刻，审批事项太多，弄一堆条件、一堆表格，该取消的不取消，该缩简的不缩简。有的部门之间相互“踢皮球”，该自己承担的事情不办，该共享的信息玩封闭，该提醒时不言语，都不愿担责，也不做“指路人”。到头来，累的只是那些需要办事的人。当下正逢信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如火如荼开展之际，那些服务窗口单位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状态从侧面反映着城市的文明形象。因此，笔者认为，“窗口”服务单位和政府职能部门都应该结合简政放权的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地对当事人的材料事项进行梳理，能免则免、能简则简，同时要让民众看明白有多少证必须办、由谁办、怎么办、办不好谁担责等，从源头上减少不必要的证明。证明少了，群众办事自然方便易行。（周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