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红军长征开始80周年。长征是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第二方面军（由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后组成）、第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分别从各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创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永不过时，它是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砥砺中华民族品格，激励全国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万里长征第一步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在中央苏区的根据地丧失殆尽，为了生存，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10月上旬，其他各部队也分别从福建长汀、江西雩都（1957年改称“于都”）等地出发。万里长征开始了。
中共中央利用陈济棠粤军与蒋介石的矛盾，与他们达成协议，红军只是借道而非进攻广东，故而10月21日，中央红军比较顺利地从雩都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了信丰河。
中央红军继续西进，通过敌人设在湘南、粤北的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进至湘南临武、蓝山、嘉禾地区。但是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和国民党抢先占领全州、兴安等战略要地，使中央红军于11月27日至12月1日在渡过敌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损失惨重，部队兵力折损过半，仅剩3万多人，始终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此时，蒋介石已判断红军将向北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遂命令湖南军阀何键将主力进到湘西黔阳、芷江等地修筑工事，张网以待。在这紧急关头，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力主建议中央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但李德仍坚持原定计划。在中共中央和军委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下，红军改变行动路线，西进贵州，占领黎平。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正式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改变红军的进军方向，向黔北前进。
1935年1月2日至3日，红军强渡乌江成功，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派出三支先遣队
长征是被迫的，所以事前并没有多少准备，也不知道到哪里去。除临时中央的四五个人外，其他人都不知道要转移，连毛泽东也是事前才接到转移通知的。但在反“围剿”中，面对越来越不利的形势，临时中央还是作了一些安排。首先先后派出三支先遣部队，实行突围远征，为主力红军的转移作准备。
第一支先遣队北征，又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始于1934年7月，1935年1月失败。
第二支先遣队是萧克、任弼时的红六军团。1934年8月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10月到达贵州东部，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二军团会合。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第三支部队是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从鄂豫皖根据地突围长征，沿途击溃敌人重兵阻截，于12月到达陕南，建立了鄂豫陕根据地。1935年9月到达陕北，与陕北根据地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组成红十五军团，成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先导。
遵义会议大转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会议改变黎平会议所做出的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到四川建立苏区。
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
雪山草地脚下过
红军占领遵义后，蒋介石急调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前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两省边境地区。红军采取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四渡赤水河，先后在遵义地区击溃贵州王家烈部8个团，消灭吴奇伟部2个师，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利。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红军南渡乌江后，以一部向东佯动，做出到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而主力则直逼贵阳，迫使蒋介石调动滇军援黔，红军却乘虚直入云南，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人围追堵截，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作战上的主动权。
5月15日开始，中央红军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经沪沽、越西、冕宁，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
英勇的红军飞夺泸定桥，奇迹般地渡过了大渡河，十八勇士在这里立下了盖世之功。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蒋介石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变成“一枕黄粱”。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后继续北上，于1935年6月8日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随后翻越了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但张国焘以种种借口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并以改组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相要挟。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并争取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8月3日，红军总部制订了夏洮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8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以主力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毛儿盖大草原。
打开通道进甘南
右路军将士历尽艰辛，终于在8月底以前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也于8月20日经过草地到达阿坝。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是胡宗南部独立旅第二团。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第四方面军部队来承担。
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红军对其围而不攻。援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30军以264团略作阻击便且战且退，敌49师被诱入我伏击圈内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自杀。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300余敌人缴械投降。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局势是十分有利的。那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多人，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起来。两河口会议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但仍暗中酝酿南下四川、西康。
右路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率领下，从8月21日开始过草地，到27日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张国焘却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
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以武力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立即召集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了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与此同时，蒋介石集中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围剿。
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共17000余人向湘黔边转移，继续长征。
挥师北上向陕甘
1935年9月13日，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从俄界、罗达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部队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沿着白龙江源头险峻的山道，进入甘南境内。此时，甘南的敌人只有鲁大昌的第十四师及王均的第三军第十二师。红一方面军主力乘虚急速前进，于16日击溃敌十四师一个团，逼近天险腊子口。
当晚，红四团一部向腊子口发起进攻。这一仗，不但打开了腊子口，还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9月26日，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的作战。10月28日，国民党西北“剿总”调整部署，以5个师的兵力，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作战方针，企图围歼我于洛河以西地区。直罗镇战役，红一方面军歼敌1个师加1个团，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据《河南法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