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亮
教养、修养与素养，三个词从字义上看，是近义词，但表现在一个人的言谈举止、修身养性的境界上，却是一个梯次的、渐进的过程。
教养，受过教育、被人养育，表现于行为方式时，是指一个人受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影响和个人自身修炼的外部表现，侧重于“教”；修养，逐渐养成的高尚品质和正确待人的处世态度，做人、做事所表现出的境界，强调的是“修”；素养，是由教育、内修、实践之后形成的能力、技巧、品性，包括道德品行、外表形象、知识水平、处事能力等，是一个人内外素质的综合反映。
我们的古贤先哲们一向十分看重人生通过教化、修养，最终具有良好素养的。《汉书·李寻传》说：“马不伏枥，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宋·李觏》有“无德而官，则官不足以劝有德”的教诲，古人推崇备至的人生“三不朽”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把“立德”放之首位。而《淮南子·人间训》指出的“人生三危”：“少德而多宠……才下而位高……身无大功而受厚禄”则把“少德”列为人生第一危险的事情。
最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当推《庄子》说的“内圣外王”和《大学》中的“修齐治平”了。《大学》开篇就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齐治平”当作一个人一生的最高追求，这种追求成为历朝历代优秀知识分子毕生奋斗的目标。
高尚的道德品行源自于长期的教养、修养，即成为素养。儒家文化作为传统主导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流淌了两千多年，经过无情岁月的去伪存真、除芜存精，形成了厚德载物、轻荣重义的主流，成为优秀的民族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讲话中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遵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给予高度肯定和赞赏，认为这种道德理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向上向善的集中表现。
一个人要具有良好素养，应当慎独慎微，慎始敬终，恪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做到尊道贵德、轻荣重义。然而，放眼当下社会，许多人的行为都与传统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甚至在亵渎这种文化和文明。君不见，关于公交车上因争抢一个临时座位而恶言相加甚至大打出手的“新闻”时有报道；而一些机关单位为个人升迁的蝇头小利同室操戈的“官场现形记”更是屡见不鲜。我们看到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缺乏教养、没有修养的人与事越来越多，早已司空见惯。诸如：笔者单位为方便公务员工作生活，设有机关自助餐厅。作为公众场所，这是展示公务员教养、修养、素养很集中的社会窗口，在这一窗口，人们展示的、看到的本应是文明礼貌、互谦互让、互敬互爱的和谐形象，但遗憾的是，那些为了一羹一食甚至一根鸡骨鱼刺而奋臂出袖、争之抢之的镜头却不时上映……而在办公楼电梯口，不守序、不排队、目中无人、横冲直撞者更是不乏其人！要知道，这些在众目睽睽的厅堂之上手掂饭勺争相抢菜、上下电梯毫无礼貌的人群中，不仅有一般公务人员，不少还是头上挂着处级、科级官衔的体面人物！说实话，每每遇有这些场面，笔者就不忍卒睹，为有此类在同一楼上工作的同事而自惭形秽，羞愧万分！此时此刻，几千年传统文化浸润的道德修养底线在这些人身上早已土崩瓦解，古人谦谦君子的绅士遗风更是荡然无存，人性的劣根却彰显无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境界早已与他们杳然千里，唯有“临大义畏缩不前，见小利奋不顾身”才是他们此刻形象和人生素养最惟妙惟肖的写照！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认为前些年许多事情荣辱颠倒、是非混淆，形成了“非常态”社会，祖先留给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一夜间都被一些人颠覆了，缺乏修养、教养的现象却成了“常态化”。由此可见，弘扬传统优秀民族文化，让国民在这种优秀文化中得以熏陶浸染，形成良好的素养已是何等紧迫的当务之急。
“富润屋，德润身”(《礼记》)。“礼之用和为贵，德不孤必有邻”(《论语》)。一代女杰武则天认为：“君子虽殒，美名不灭”。宋人胡宏说：“有德而富贵者，乘富贵之势以利物；无德而富贵者，乘富贵之势以残身”。对照这些富有教化和哲理的圣人名言，所有素养残缺、见利忘义者都应当为之汗颜，扪心自责：当人人都在“看不惯”、“泄私愤”、对社会诸多丑恶现象、不良行为心怀不满、怨声载道时，是否能在夜深人静的独处境地，以道德底线这面镜子，照一照自己的教养、修养、素养究竟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