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为了能在学校有更多的时间看我三叔的书，我常常去山上采映山红和兰草给老师，教室里也经常有我采的花。学校离家很近，老师在母亲面前的夸奖，让母亲放心我在学校多停留，于是我有了更多时间去看书。当然我每次回家也都会把家里布满鲜花，我常常把映山红做成花环套在自己、母亲和弟弟头上。有花陪伴的生活也一直影响到现在，时至今日，我家基本不断花草。
在奶奶家看书还有一件最幸福的事情，那就是偷喝米酒。奶奶一年四季都酿米酒，她经常会用一个大搪瓷脸盆，装半盆蒸熟后的糯米，在脸盆中间揣出一个碗口大的空间，等到米糟发酵后，米酒就会沁在脸盆中间，乳白色的，盈盈荡荡，香气四溢。我有时看得渴了，就会舀起半碗米酒喝，怕奶奶发现米酒少了，我就又添上半碗水，有时喝一碗米酒，我就添上一碗水。米酒的度数虽不如白酒高，但度数也不低，我喝下满满一碗米酒好像并没有事，是三叔的那些书支撑我要看下去，还是我本来就能喝酒，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奶奶经常说：“今年的粮食酿的酒不甜啊！”
那一年多的时间，甚而更长的时间，我常常能偷喝到奶奶酿的米酒，而奶奶至今仍不知情，大概我的酒量就是那时练下来的吧。到逢年过节时，我便不用偷着喝，直接找奶奶要，奶奶懒得理我，我便跑去直接舀着喝。记忆最深的一次，就是一个中午，我给奶奶做好饭，奶奶高兴，留我在她家吃饭，我说不用了，我有点渴，喝点米酒吧。奶奶答应了，为怕奶奶反悔，我去喝酒时关上了门，把一盆米酒里的所有沁出来的液体全喝完了，大概喝了三四大碗，之后我就倒下了。等我醒来时已是傍晚，父亲来找我，看我神志不清，居然没有打我。他牵着我的手让我跟他回家，我却不能利索地走路，一路不知摔了多少跤。从奶奶家到我家，平时也只要几分钟，但那个醉酒后的傍晚，我像是走在一条梦幻一样的七彩光束上，充满了神秘与绚烂，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三叔又陆续寄了一些书回来，有一次还寄了一本三叔自费出版的字帖，我爷爷、父亲、二叔和三叔的字都写得极好，唯有三叔出版过字帖。我仍能听到奶奶接到包裹时歇斯底里地哭诉，但她的哭诉对我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那意味着没有人喜欢或者注意这些书，否则我就没机会享有了。三叔的书陪我度过了我的整个小学进程，我已完全喜欢并享受这些文字。它向我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看到了另一个神奇世界。
小学快毕业时，不知道是假期的哪一天，我在菜园里浇菜，听见村里人头攒动，一个婶子说：“燕子，你快回去，你二叔和三叔回来探亲了。”我撒开腿就往奶奶家跑去，远远地听见奶奶那熟悉的哭嚎声：“我的儿啊，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啊，一走就是这么多年，不来看看你们的娘哎，娘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啊……”
我站在人群里，听着奶奶的哭诉，看着叔叔和奶奶拥抱在一起，忍不住泪流满面。没想到书上描写的久别重逢，竟然在我的身边发生了，这种重逢是任何文字都描写不出来的心碎。我很小时候，三叔就到戈壁滩上去了，二叔考上了军校，一走也是多年，现在终于回来看看我们了。
我二叔后来从湖北调回到一航院，他在部队政工口工作，大多与文字打交道，期间曾担任过《机务摇篮》的总编。曾有人问我，你写文章是不是受你二叔的影响啊？实事求是地说，也许我和二叔、三叔都有文字方面的天赋，但我从没有受过他们的直接点化，因为我们很少接触，如果说有影响，那三叔的书，的确是影响了我。在我蛮荒、枯燥、单调、贫穷的童年岁月里，没有那些书的滋养，我就不可能有现在的史学观，不可能有后面对文字的狂热与忠诚。
成长，是和命运的安排绝对联系在一起的。
进入中学后，我到处找书，不管什么书我都看，哪怕是电器的说明书、卖老鼠药的介绍，我也爱不释手。但发生的一件事拉开了我和母亲矛盾的序幕，由此开始了我叛逆的青春，也加速了我从事文字工作的进程。
母亲经常以给别人做衣服来填补家用，我上初中后，来我家请我母亲做衣服的人开始增多，对这些我帮不上什么，也从不过问。有一次，我回家居然看到了我的一位同班男同学，他拿出一块面料嗫嚅着让我母亲给他做件衣服。要知道，平时都是大人来找母亲做衣服，哪有没有成年的孩子来请人家做衣服的？他家离我家至少十里地，怎么会跑到这么远来做一件衣服？我的质问让那位男同学脸红得找不着躲藏的地方，只好落荒而逃。母亲见此情景，一边骂我不通人情世故，一边打我，说我肯定在学校不学好，招惹男生了，不然人家怎么会那么远跑来请她做衣服？人家来就来了，我居然这么不懂事，把人家撵走，太不像话了！
虽然那时我才十一二岁，但我已出落成一个俊秀的姑娘，方圆邻居和亲戚来提亲的人很多，来做衣服大概也只是一个幌子吧，具体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通过做衣服都问我的情况倒是真的，母亲当然不相信，我还太小。母亲的水平决定了她的教育方式，一方面她很骄傲人家都来找她做衣服，说明她做衣服技术好，另一方面不希望我这么招摇，引起人家的注意，我毕竟才十一、二岁，如果一不小心走错路，我就毁了。她希望通过骂我，来让我自觉低敛再低敛、老实再老实。
可我不觉得自己做错什么，因为我什么也没有做，我一没有招惹男生，二没有轻佻的言行举止。长相是父母给的，是人家要注意我，要怪就怪父母，凭什么拿我出气！
从那以后，我就和母亲对着干，当然我挨母亲打、挨母亲骂的次数越来越多，虽然在邻居眼里，我是一个极为懂事的孩子，做家务、缝补浆洗、带弟弟，所有人都在母亲面前夸我，但母亲说，就是因为你们都夸她，才把她夸得傲气上涨，看不到自己了。我听到这些话，恨自己怎么会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于是和母亲公开吵架，有一次把她给我做的一件衣服当众撕乱，扔到她面前说，别以为你给我做衣服就可以用这么恶毒的话来欺负我，我做一件让你看看，肯定比你做得好。于是，我花了几天时间自己设计了一件衣服，做好后穿在身上。母亲一看比她设计得时尚，更加来气：“怪不得有人来提亲，你穿得这么惹眼，腰这么细，人家能不盯着吗？这么小就这样招摇，长大也是一个祸害，不如掐死你算了！”
母亲的嚎哭让我几近发疯，可我除了家又没地方可去。在那段暗淡无光的日子里，影响我一生的书出现了，它成了我那几年全部生活的寄托，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基本就是因为那本书才形成。遗憾的是，它依然是一本残书，后面被撕走了，没有结尾。那是一本中篇小说《桃花湾的娘儿们》，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反正看完后，我极为震撼。一是震撼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这么简单，完全不用《三国演义》《隋唐英雄传》那样复杂的故事，也不用那么厚，简单的叙述，简单的人物生活，却勾勒了一个个生鲜活亮的人物形象，二是震撼女主人公对山外世界的向往，只要能走出大山，看看山外的世界，那么死了也是值得的。
那篇小说，我不知翻过多少遍，我喜欢里面每个真性情的女人，喜欢从骨子里尊重并善待女人的梁厚民，喜欢它传达给读者的“尊严”“向往”“努力”和“梦想”。对文字的痴迷，让我本能地摒弃社会生活常识，我与身边的人渐渐拉开了距离，我不喜欢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喜欢聊张家长李家短，不喜欢我的女伴和女同学被定亲，不喜欢看人家小两口与公婆吵架……我生活在农村里的能力与年纪的增加成反比，我提不起重物，我不会下田插秧，不会打谷，不会种菜，不会的东西越来越多。
除了写作，除了女工，我再没有别的生存基础。我清晰地看到这个现实，于是我加倍向文字靠拢。有一次，我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一本《隋唐英雄传》，但后面几十页都被人撕走了。我看完后为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发展，但逢有点与书有关的人，我就打听。后来听一个同学说，她家里的一个亲戚好像有这本书，但亲戚住在大山里，来去不便。我给这个女同学洗了一个星期的饭碗才得到她同意陪我一起去找。我利用月休假和她去了她亲戚家，可惜，我没有找到。回来后我很难受，心想，别人能写，我也能写。于是我按照我看到的故事情节发展，看着目录，顺着我的想法续下了《隋唐英雄传》的后几回。
有过这种看残书的情况后，我就对续写结尾有了浓厚的兴趣，记忆里好像续写过不下十本古典名著小说，由于数次搬家以及家庭条件的局限，我这些续写的小说故事都不知丢弃到哪里了。
弟弟渐渐长大，照顾他的一个保姆走了，另一个保姆有时也要回家去做自己的家事，母亲看我越来越不顺应她的生活节奏，和我矛盾日益尖锐。为了躲避母亲，我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在学校里，我常常有意识地接触不认识的人，去小路上背诵课文，去小河边洗衣服，去山上采花，我希望能碰到《桃花湾的娘儿们》里描述的人贩子，能将我卖掉，卖得越远越好，这样既给了母亲一笔钱，算是报答了养育之恩，我也满足了看看外面世界的梦想。可惜，学校毕竟离家太近，方圆附近的人，我不认识，父母却和他们有扯着藤子连着根的联系，三年初中生活下来，我没有碰到一个人贩子来贩卖我。
我对庸俗生活的拒绝，直接导致了我对人情世故的滞后，直到如今，我依然对别人的表达慢半拍，换句话说，我是一个慢热型的人，没有时间的浸润，我似乎找不到感觉，这是不是文字的遗毒呢。
转眼到了十四岁,我初中毕业了。毕业后的那个夏天，三叔的书已没什么可以看的了，我没有等到人贩子，也不能离开家，我没有钱，我不知该往哪个地方去，于是我开始了一项无聊的工作——抄写《红楼梦》。我找到一个比较厚实的大笔记本，从小说的第一个字开始抄起，有家务就干家务，没家务就抄书。没抄几十页，我就开始高中生活了，抄了半年的时间，我终于抄写完了。
看着厚厚的几个笔记本，我心里很受启发，曹雪芹的家族有他的特殊故事，我们凡人有凡人的故事，我也可以写凡人的家族。于是我开始动笔模仿《红楼梦》的格式写我的家族故事。高一下学期，我的小说被同学们发现，由于里面的人物全是我爷奶父母叔婶亲戚的实名，小说里的事情很快成为调侃和笑话的依据，这事很快就传到了父母耳里。
那天我一进家门，就感觉气氛不对，母亲见了我，一边哭一边骂：“让你上学，你就干那些无道紧（没有价值）的事，白养活你了，你看现在有几个像你这么大的姑娘还在上学，你对得起我吗？”父亲早听母亲说了我的种种“恶行”，把一根已裂开缝的竹扁担在我身上彻底打稀乱，我疼得受不了，开始骂父亲：“你除了打孩子还会干啥？没本事保护孩子，平时在工厂，偶尔回来眼里也只有你家儿子。我本来就是多余的，你们重男轻女，怎么不把我也送走？正好现在把我打死算了，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命运很会开玩笑，这时候，同村的一个老师过来了，他递给父亲一个荣誉证书，我只顾哭，也没有在意看。老师跟父亲说了一些什么，父亲停止了打我，看了看证书，去干活去了。凭直觉那是我的证书，我拿过来一看，的确是我的，委屈让我更难受，我嚎啕大哭。那是我在高一第一学期时，往县城里不知是哪主办的《溪流》杂志，投了一篇极简单的小稿，居然获得了一等奖。
从那时候，父母似乎也都看出来了，我在文学上会出点什么成绩。其实父母在我九岁那年，已从小学时的陈老师嘴里知道我发表诗歌一事，小学毕业那年，我的打油诗成为全校毕业同学摘抄纪念的范本，辅导弟弟写作文，初中老师的评价，续写小说，他们都知道，但他们也知道，我家没有从事文学创作的土壤，他们希望我走正统的学校教育路线，好好上学，考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份工作。
我实现了父母的梦想，感谢父母当年没有送走我，感谢父母能在那样重男轻女的环境里让我上学并坚持那么久，感谢父母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百转千回，我现在还是从事了让我欢喜让我痛苦的文学创作。童年是一个影响人一生的阶段，什么浸润它，你将来的人生就会和什么有关联。
纪念我的童年，纪念我的文学启蒙岁月。(曹雁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