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新闻调查》播出节目《高墙里的官员们》，透过镜头，揭秘了落马官员在监狱里的生活状态。
节目的主人公是罗荫国和朱育英，他们曾分别担任过广东茂名市委书记和茂名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都因贪腐入狱。他们所在的广东阳江监狱，关押了200多名职务犯罪服刑人员，这些人都曾经身居高位，是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公务人员，如今却成为一介囚徒。进入高墙里的他们，有什么变化？
形象变了
镜头中，罗荫国和朱育英都理了光头、穿着囚服，与他们在台上任职时判若两人。
这些职务犯罪服刑人员与其他犯人一样，住在12—14个人的监室里，每天早上起床要学习，要熟记、背牢服刑人员的38条行为规范。
罗荫国入狱已有七八个月的时间，自称已经适应了监狱的环境。他对记者说，在监狱里的生活与之前的“记忆环境”是天地之别，说到底就是人失去自由之后带来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会伴随整个服刑期间。
称呼变了
去年，广东监狱管理部门为了避免对职务犯罪服刑人员“打招呼”“找关系”等情况，决定将他们进行集中关押、严加管理，避免不正之风。
正是由于集中关押，所以在罗荫国所在监区，有许多人都曾是他的部下。
罗荫国在落马后，曾经供出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其中就包括朱育英。
朱育英与罗荫国的监室靠近，经常碰到面。他说，见面打招呼，我喊他“老罗”，他叫我“老朱”，我们也不会聊过去贪腐、犯罪的话题。罗荫国似乎也早就习惯了这种称呼和话题，他说，在监狱里只谈生活，既来之则安之。
工作变了
劳动改造，就是犯人的“工作”。在车间里，罗荫国、朱育英同其他普通刑犯一样在彩灯制造流水线上作业。罗荫国说，他的任务就是往小灯泡里装灯丝，一开始每天只能做1000个，现在能做到4000个了。他还说，这种工作以前没有干过，稍有不慎，灯丝就会扎进手里，很疼，不过现在已经熟练了。
今年已经63岁的朱育英是老花眼，还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所以他的任务量较少，每天做2000个。即使这样，对于他来说，这项工作还是有些吃力，有时为了完成任务，甚至连厕所都不去。他对记者说，任务一定要完成，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嘉奖。
爱好变了
在阳江监狱，每个犯人每个月可以有500元的零花钱，罗荫国之前多用来买烟。可他最近把烟戒了，钱都用来买书。他对国学的书籍情有独钟，书架上摆着《品国学》等书，还认真做了笔记。记者翻看了他的笔记本，发现他记录了《季羡林随想录》的一段《不完满的人生》。罗荫国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对，不完满才是人生。”
在监狱里，一周六天劳动，周日是休息日，犯人可以参加兴趣活动。在书法兴趣班里，基本上都是职务犯罪服刑人员参加。在记者采访时，另外一名职务犯罪服刑人员姚志方写了一幅字“志士不饮盗泉，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他自我感叹说，有点晚了，但是能亡羊补牢。改造好，重新做人，还是给自己一个安慰，一个归宿。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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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天网 政策“攻心”
“追逃风暴”堵住外逃之路
公安部境外追逃专项行动相关负责人及专家表示，外逃人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发案后仓皇出逃，一类是经过精心谋划后伺机出逃。前一类以经济犯罪居多，比如“美女高管”陈怡；后一类则主要是政府官员和企事业单位领导，比如“金融裸官”高山等。
追逃：织就天罗地网
据公安部统计，外逃人员的目的地非常分散，既有美国、加拿大、比利时等欧美国家，也有尼日利亚、泰国等国家。在策划外逃时，伪造身份、转移财产、亲属移民等是其主要手段，而频繁的出国记录、账户资金异动等就是明显信号。
被称为“最美高管” 的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怡被捕是海外追逃的经典案例。2013年7月，在策划寿险产品变造为固定收益理财产品大肆销售“庞氏骗局”暴露后，陈怡精心设计了自以为隐秘的出境逃亡路线：先从上海飞至香港，在港短暂停留后飞往韩国，紧接着便飞往斐济。
她没想到的是，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很快就摸清了她的出逃轨迹，并向190个国际刑警成员发布“红色通缉令”。仅仅60小时之后，陈怡就被中国公安机关在斐济机场出入境关口拘捕。见到民警时，陈怡表现得难以置信：“从上海到斐济远隔万里，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找到了。”
抓逃：加强政策“攻心”
出境了，并不是逃亡的终点。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副局长刘冬说，很多出逃人员学历不高语言不好，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圈，就是在华人圈也不敢露面，有的人还受到当地黑社会组织的敲诈。“我们曾经缉捕回来一位基层银行的行长，出逃国外后以最底层的职业谋生，见到抓捕民警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总算来了’。”
被称为“中国第一女巨贪”的温州市原副市长杨秀珠，出逃后辗转新加坡、美国、荷兰等多个国家，最后藏身于鹿特丹市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惶惶不可终日。被捕前，她时常一个人绝望地哭泣。当荷兰警察宣布对其实施拘捕后，她的情绪反而平静下来。
正是这样在国外生活的窘境，让缉捕行动组对外逃人员的劝返工作变得容易一些。在“猎狐”行动中缉捕归案的88名外逃人员中，有40%是通过劝返回国的。
2007年1月，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因腐败问题东窗事发，持弟弟胡波护照仓皇出逃到新加坡。当时新加坡没有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与我国也没有签署引渡条约。专案组细致地分析了胡星的心理状态，在新加坡警察在场的情况下，在胡星入住的酒店房间外展开了耐心的“攻心战”，终于成功说服胡星签下《自愿回国申请书》。
刘冬表示，除了劝返，移民法遣返、引渡、借助国外司法力量异地追溯等方式也是追逃的重要方式。近几年跨国追捕行动带回的，有潜逃境外14年的某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原行长余国蓉、中国海运(集团)韩国釜山公司原财务经理李克江，还有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原主任高山等。
（据《江南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