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经济窘迫，河南大学的经费开支也非常紧张，师生患难与共，克服一切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尽最大可能保护学校财产。河南大学虽经几次搬迁，但一直坚持按国家对大学的要求去办学。”刘建民说，“其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医学院的机构虽先后两次进行过裁并，但其教学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严格有序地进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大学每到一处，都能尽量结合当地实际，以自身的智力优势为当地群众办些好事。”接着，刘建民讲了河南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如何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故事。
其一，开设医院，为群众防治疾病。嵩县地处深山区，交通不便，缺医少药情形极为严重。劳动人民患病，多求助于鬼神巫祝。河南大学医学院迁到嵩县后，在经费减少、物资短缺的条件下，努力增设医院。其附属医院设门诊部和住院部。门诊开设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五官科、皮肤科、眼科等，终日为求诊者治疗，甚至在汽灯下做外科手术。儿科、妇科更是不论时间，凡有病人，便立即处理。医学院的教授大夫们，以自己辛勤的汗水，赢得了人民的信赖，与山区人民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
其二，创办学校，为地方培养人才。嵩县潭头为山区小镇，文化教育极为落后，河南大学迁至此地后，先后创办七七中学（初中）、伊滨中学、伟志小学、潭头幼儿园，教育系还办了简易师范和体育训练班。1942年又建立七七高中。教师力量雄厚无比，教学质量可想而知。医学院在嵩县招了一批高中毕业生，精心加以培养，使之成为合格的医生，为改善山区的医疗条件作出了贡献。
其三，宣传农业科学知识，推广先进技术。潭头地区耕作技术极其原始，农学院针对此种状况，大力宣讲科学种田，推广先进技术，广大农民受益匪浅。1942年春，小麦黄锈病蔓延，农民深受其害。农学院农艺系教授王鸣岐细心观察研究，发现此病是由伏牛山一带所产黄檗、淫羊藿等叶上的黄锈病病菌飞散后传播于小麦所致。于是，积极采取措施，控制了这种病虫害，使小麦获得了好收成。还是1942年秋天，豫东蝗虫成灾，洛阳嵩县一带人民十分惊恐。农学院的陈振铎教授积极率领同学防治，使蝗害得以控制。农学院的师生还开设“一病一治”讲座，每周一次，介绍病虫发生原因与防治方法，展示标本，配合图片，普及科学知识。
其四，积极开展社会教育活动。针对山区闭塞、文化极其落后的状况，河南大学的师生尽力向山区群众传播文化知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教育系向社会演出的《屠户》《献金救国》《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具有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
不顾安危 抢救财产
1944年，河南大学撤离潭头后，伏牛山区人民对师生慷慨相助，留宿供食，带路送行，给了巨大支援。学校迁到荆紫关时，当地居民纷纷腾出房舍，安顿师生。8月在西峡口招生，10月正式上课。
许多师生为保护学校的财产作出了突出贡献。如化学系的李俊甫，在日寇将至、大难临头之际，不顾个人安危，顾不上携带家人，只身跑到实验室，带走了当时学校最贵重的仪器——白金锅。到荆紫关后，李俊甫又自告奋勇返回潭头抢救学校的图书、仪器。在李先生的带领下，青年教师陈西河、卢锦梭等连夜返回潭头。
此时潭头处于一片恐怖之中，被日寇杀害的群众及师生的遗体尚未掩埋。他们避开日寇汉奸的搜查，掩埋了同伴的尸体，将学校的贵重物资打包装箱、起运，一连奋战多日，将理学院的大部分财产运到了安全地带。
会计余志光于中原事变前夕，带着支票，到中央银行河南分行（当时在卢氏县）去提取款项。因事变突起，不敢携带巨款，只取回两万元作为搬迁的路费，匆匆逃到荆紫关。不久，他只身潜回潭头，将散乱的账簿集中起来，精心整理，雇人挑往荆紫关，使学校的账目未受到重大损失，从而保证了学校教学科研的继续开展，使学校在困难的环境中能够坚持办学并生存下去。当时，虽然遭到巨大的创痛与损失，但师生坚持办学的精神始终未减，一面积极筹备开学，一面派人返潭头抢运残留的图书、仪器。农学院还租到农作物及园艺试验场地40亩，并与镇公所合办苗圃供实习和荒山造林之用。
继续西迁 曙光初照
1945年3月，日寇又在西南发动攻势。不久，南阳失守，国民党军队退守西峡一带，河南大学在荆紫关难以存留，遂西迁陕西。
学校吸取了潭头劫难之教训，先派精干人员赴陕洽商校址，将学校尚存图书、仪器等物品一律包装，运到西安河南会馆暂时存放。师生眷属一律步行，经商南，越秦岭，过蓝田，于4月中旬抵达西安。当时西安败兵云集，逃难机关比比皆是，衣食住行都很困难。河南大学数百人，一下拥到西安，更是困难重重。河南大学在西安盘桓数日之后，奉教育部之命西迁宝鸡附近的石羊庙、卧龙寺、姬家殿（现今的宝鸡县八鱼乡）等地暂时安居。
迁至石羊庙时，河南大学仅有文、理、农三院学生600多人，教职员及眷属500余人。医学院此时尚在汉中，经洽商后部分迁至渭河南岸姬家殿，与校部隔河相望。6月，田培林担任校长。田先生与各方面关系密切，经费的困难逐步得到缓解。
“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才结束。”刘建民说，“消息传来，河南大学师生无不欢欣鼓舞、归心似箭。田培林校长决定抓紧时间结束课程，待期考结束后，学生便可自行编组返校。为做好从宝鸡返回开封翌年复课的准备，田培林多方活动，从河南省善后救济分署争取一笔经费，又派遣精干人员先行返汴做准备工作。1945年10月底，河南大学从宝鸡返回开封，8年的流亡生活从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