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在此民族危亡时刻，大别山人民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从1939年初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7年中，豫鄂边区党政军民创建、巩固、发展了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万民兵的武装力量，先后抗击了15万日军和8万多伪军，对日伪军的主要战斗达1260余次，共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对顽军的自卫作战878次，毙伤俘顽军和顽军起义投诚的共3.2万余人。五师在英勇战斗中，伤亡1.3万余人，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300多万人民，建立8个专区和11个中心县、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政权，有力地从战略上配合了八路军、新四军兄弟部队在敌后的抗战，也支援了国民党抗日部队正面战场的作战，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接受改编东进抗日
“在大别山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在政委高敬亭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果断作出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停战谈判的决定。”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祝辉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说。
1937年7月22日，鄂豫皖边区国共双方停战谈判正式开始。在谈判中，停战谈判虽然激烈，但最终均达成协议，并商定于28日在岳西县九河朱家大屋举行签字仪式。到10月下旬，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边区各地党组织及其所属的地方武装、便衣队，分别在黄安县七里坪、两道桥和礼山县宣化店、黄陂站集中完毕。10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2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长江以北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由高敬亭任司令员，1938年2月中旬，新四军第四支队正式编成，支队下辖第七团、八团、九团、手枪团和直属队，全支队共3100余人。
“1938年2月20日，四支队接到新四军军部东进的命令。”祝辉说，“3月1日，四支队七、九团和手枪团在高敬亭的率领下从七里坪出发东进。次日，八团经信阳、商城，于14日在皖西流波疃同主力会师，不久，全支队即挺进皖中、皖东抗日前线，投入创建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成为皖中、皖东地区的一支抗日主力军。”
高敬亭率部东征途中，发现处处是难民，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皇军不可战胜”的论调甚嚣尘上。高敬亭决定打几个胜仗，鼓舞军民士气。
打出士气屡挫敌寇
1938年5月16日，高部在巢县蒋家河口战斗中击毙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20多人而自己无一伤亡，揭开了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序幕。这也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当日，蒋介石亲自致电叶挺、项英：“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5月和6月间，又先后发动大小战斗数十次，毙伤日伪军800多人，击毁汽车100多辆。
1938年9月2日，高敬亭根据侦察员的报告，了解到我军9月1日在范家岗伏击了一股敌人，敌人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范家岗西侧地区，而对于棋盘岭方面的警戒有些忽视。高敬亭抓住战机，果断命令支队特务营配合七团三营，由七团政治处主任胡继亭带领，立即从驻地黄甲铺出发，到棋盘岭设伏。
棋盘岭位于安庆至桐城之间，离桐城十几里路，安合公路从岭上穿过，安合公路是日军进攻武汉的重要通道，公路上每日均有几十辆到上百辆军车通过。
受命部队于9月3日拂晓前到达伏击地域，对伏击地域两端的范家岗和新安渡各派出一个排担任警戒，其余部队按照主攻、预备队分工，各占据有利地形设伏。
上午9点左右，由80多辆汽车组成的敌人车队逐渐驶近。当敌人前面两辆汽车来到棋盘岭隘口时，埋伏的便衣班一跃而起立即将其炸毁，第三辆车接着被集束手榴弹炸翻，车上10名日本兵被全部击毙。这时，敌人的车队全部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停在公路上有10里路长。敌人正在迟疑，我军迅猛出击，车上200多名押车的日本兵纷纷跳车，四散逃跑；一部分被我军火力杀伤，一部分至棠梨山顽强抵抗。我军用汽油烧毁了20多辆汽车，又用手榴弹炸毁了20多辆车，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此时敌人的6辆增援车载着步兵、炮兵100多人，在杨小店下车，从公路东面向我军包围过来；接着发现敌人骑兵大队500多人，正由公路背面向我军实施包抄。此时我军的伏击任务已经胜利完成，高敬亭指示指挥员发出信号，部队按照预案，有条不紊地从何家老屋前隐蔽徒涉小河，向长冲里方向撤出了战斗。棋盘岭伏击战，我军以伤亡各1人的代价，共击毙敌人70余人，击毁军车50余辆，缴获大量枪弹和军用物资。
棋盘岭战斗后，皖中一带国民党溃兵如蚁、土匪为患。高敬亭指挥部队先后攻克庐江、无为县城及肥西的刘家老围子，肃清了皖中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和一大批土匪，开辟了皖中抗日根据地。为了巩固根据地，高敬亭派出大批干部到地方上去做群众工作，四支队很快发展到8000多人，成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
据不完全统计，高敬亭从东进下山至1939年6月的1年零4个月里，指挥所部先后同日伪军战斗90余次，毙、伤敌2300余人，包括日军1700余人；俘敌400余人；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1400余支；击毁汽车156辆、汽艇两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南下敌后开辟豫南
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及随行干部共160余人自竹沟南下，执行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20日，李先念率领游击大队到达四望山北麓的黄龙寺，与豫南特委和信阳挺进队会合。2月7日，中原局决定派李先念迅速南下应山、安陆、应城附近开展游击战争。两天后，李先念一行到达随县长岗店，与鄂中区党委负责人陶铸等取得联系。
1939年3月，李先念在灵山寺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向到会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原局、豫鄂边省委关于迅速发动豫鄂边区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创建根据地的指示。灵山寺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豫鄂边区党和武装从独立分散活动开始走向统一行动。
1939年5月中旬，李先念、陈少敏立即着手统一整编豫南及鄂中党领导的武装，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任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经过一系列战斗，在豫南地区初步开辟了东起信(阳)罗(山)边，西至信(阳)随(县)边，以四望山为中心的豫南抗日根据地；在鄂中地区，收复了安陆、云梦、孝感接壤地区的大片乡镇，使赵家棚一带成为鄂中抗日根据地中较为稳定的基本区，同时还巩固了大山头根据地。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也发展到8000多人，使武汉外围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进步力量的巨大变化。
1939年11月中旬，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成立后，又成立了中共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委员会，朱理治任纵队委员会书记。之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京山八字门正式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
1940年9月，豫鄂边区抗日政权能比较牢固控制的有京山、应城、钟祥、安陆、应山、云梦、孝感、礼山、信阳、汉川、汉阳、黄陂、天门、黄冈14个县，约500万人口，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重新组建快速壮大
“皖南事变”发生后，转战在武汉外围敌后战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2月18日，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辖3个正规旅，2个地方游击纵队和区党委警卫团，全师总兵力15000余人。
为了统一边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41年4月1日，边区第二届军政代表大会在京山向家冲召开。大会选举徐子威为行署主席。边区行署成立后，在全边区设立鄂东、信应、襄西、天汉4个办事处和6个直属县。边区行政公署的成立，标志着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从1942年5月至12月，五师和边区军民在李先念等人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祝辉分析说，“五师在战斗中发展和壮大了自己。截至1942年12月底，五师主力发展到1.2万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1.3万余人，新四军第五师也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
到1943年12月，不断发展壮大的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已发展到东至皖西宿松、太湖、潜山和赣北的彭泽、瑞昌，西至鄂西的宜昌、荆门、当阳、远安，南至湘北幕阜山麓和洞庭湖畔的石首、公安、华容，北至豫南信阳北部，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的战略区，实现了对华中重镇武汉的战略包围。全边区共有51个县，总人口由1942年底的473.5万余人发展到1943年底的1020万人，并在21个县内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从1944年7月到1945年8月，新四军五师部队进军河南敌后，在短短的1年时间里，不仅歼灭了大量日伪军，解放了千百万河南人民，而且，先后建立了汝正确、汝蔡遂、信确、确泌桐、西平、遂平、叶方舞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东起汝南、上蔡，西至桐柏、方城，南抵信阳，北达漯河，纵横200余里的抗日根据地。同八路军会师豫中后，初步实现中央“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进军河南的部队也由1000多人发展壮大到8000多人，大大加强了党在河南的力量，为收复河南失地，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湘鄂赣边区临时区党委和湘鄂赣军区，王首道任书记和政治委员，王震任司令员。至7月，南下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不但击退了日寇不断的扫荡，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多次的围攻，而且解放了赣北彭泽以西，湘北岳阳以北，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使湘鄂赣根据地扩大到南北130余公里，东西180余公里，人口达200余万，有力地从战略上配合了八路军、新四军兄弟部队在敌后的抗战，也支援了国民党抗日部队正面战场的作战，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祝辉最后说。
（据《河南法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