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全面进攻中国。随即，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展开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最先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战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刘伯承（一二九师师长）受命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出师抗日，挺进太行山区，转战华北敌后，驰骋晋冀豫三省边界的太行山，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尤其是在中原，刘伯承、邓小平组织游击战，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开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屡建奇功。刘邓曾先后派赵基梅、涂锡道为首的独立支队，陈赓的三八六旅开辟平汉路以西的豫北地区；唐天际支队以济源为中心在晋豫边开展游击战争；杨得志率领六八八团、六八九团、新一青年纵队开辟平汉线以东的平原地区。八路军在豫北地方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下，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经过艰苦的斗争，河南清丰、南乐、内黄、濮阳等地，逐步开辟了大片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使豫北成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
太行山上出奇兵
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刘伯承正以援西军司令员的身份率部驻守甘肃省镇远。在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8月，国共合作再度开始，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张浩任政委。后，邓小平为政委。
9月6日，一二九师在陕西三原石桥镇召开了奔赴抗日战场的誓师大会。
9月16日，刘伯承率全师官兵9000余人由三原出发，10月上旬渡过黄河。
刘伯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率一二九师转战同蒲、正太沿线，挺进太行山地区。
10月下旬，刘伯承指挥陈赓的三八六旅侧击沿正太路西犯之敌，连续以袭击、伏击和阻击等手段，先后在井陉的长生口和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黄崖底等处，给进犯之敌以沉重打击。其中尤以七亘村连续两次伏击获胜最大。
第一次伏击：10月25日，刘伯承在侦悉向平定（今山西省平定县）进攻的日军辎重部队夜宿测鱼镇后，判断其第二天必经七亘村，遂派七七二团三营于26日拂晓前进入七亘村以东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待伏，等敌步兵百余人通过后，突然猛烈炮火袭击其辎重部队，共毙敌300余人，缴获大量物资，我军仅伤亡10余人。
第二次伏击：刘伯承预料到日军运送物资任务未完成，除七亘村外又无别处绕行；又抓住敌人也熟悉中国古代兵法，认为我绝不敢再在七亘村行动的心理，大胆地在第一次伏击地区又部署第二次伏击。仍派三营在七亘村待伏，于28日又歼敌百余人。
刘伯承敢于以“重叠的待伏”在三天之内，在同一地点，使用同一部队，连续两次伏击同一敌人，并获得胜利，这是他重视侦察，摸透了敌人意图，巧妙地运用兵法大胆地灵活地驾驭战争的一个实例。
1937年11月，随着太原等地的失陷，在华北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937年冬，刘伯承、徐向前等率部进入太行山区的辽县（今左权县）一带，建设政权，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
刘伯承亲自主办了辽县游击训练班，训练党政军民游击骨干。为此，他撰写了《抗日游击队和自卫队的基本任务》《论游击战与运动战》以及战术等方面的讲稿和论文，并亲自授课。他指出：“正规军是第一个因素，游击队是第二个因素，自卫队（普通的群众组织）是第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相互配合作战是非常必要的。正规军就是这个拳头的骨，游击队就是它的筋，自卫队就是它的肉，这样形成一个一致的有机体动作。这也可以说就是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刘伯承总结了一整套游击作战经验。他把游击战的战术动作基本概括为三种，即袭击、伏击和急袭。他说，还有第四种叫吸打敌援，这是袭击与伏击的混合运用。刘伯承又推广麻雀战的创举，创造了战斗队形最分散、战斗单位最小的一种游击形式。
就这样，在军事战略转换的时刻，刘伯承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创造性地发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武装，又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武装了抗日军民。
1937年12月，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和一部分游击队、自卫队粉碎了日寇对我太行山区的六路围攻。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取得了反围攻的初步经验，有力地保卫了新生的晋冀豫根据地，使一二九师开始在太行山区立住了脚跟。
1938年1月，邓小平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和师长刘伯承率部深入敌后，以横贯晋冀豫三省边界的太行山为中心，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群众武装不能丢
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是河南省第一个国共合作形式建立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2月中旬，日军侵占修武、焦作，共产党员程明升等在修武北部山区建立抗日游击队。
3月，程明升联合修武县部分国民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大东村召开各届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程明升当选为县长（后由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正式任命）。县政府成立后，程明升积极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
1939年12月4日，八路军一二九师独立游击支队二大队和修武县抗日政府工作人员奉师部命令，离开驻地大东村向西转移，行至博爱县许河村时，突遭国民党河南第四行政督察专署保安团等反共武装的包围截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二大队终于突出重围，但是已死伤失散500余人，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在豫北地区最早制造的流血事件，史称“许河事件”。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被迫解体，它虽然只存在数月，但对豫北乃至河南的抗日救亡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8年年初，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到豫北视察工作时，在当时三八六旅旅部驻地西平罗（今辉县市西平罗乡政府所在地）听取了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代表程明升、中共修武中心县委代表任雷远、道清支队代表刘聚奎的汇报。
刘伯承对地方政府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指出中共修武中心县委不应以县委名义公开散发宣言，要求县委和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面对本地区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加强，要做好两手准备，有条件就坚持下去，不能坚持时可以暂时放弃政权，但武装、群众团体的领导权不能丢。中心县委既然已经暴露，要赶快采取应急措施，对外可称“八路军工作团”坚持工作，并指示县委尽快开辟焦作矿区工作。刘伯承还及时解决了道清支队和主力部队的矛盾，并亲临道清支队驻地辉县土高村，严厉批评了从主力部队调来的三个不安心地方武装工作的参谋，使支队战士深受感动。
纵观全局破道清
1938年8月16日至9月21日，刘伯承命令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的陈赓率部破袭道清铁路，威震太行山。9月11日，在焦作至新乡120里的铁路线上，陈赓指挥发动了战线最长、破坏最猛的第五次道清破击战。在这次战斗中，毙伤敌20余人，破路3500米，毁路基1030米，烧枕木2944根。当陈赓率部返回大东村时，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澎湃的心情，奋笔疾书，记下了来到豫北焦作一带最难忘的一日：
今天（9月11日）是我们在道清线上的第五次大举破坏。大东村上，正规军，游击队，村前村后，沙滩田野间，到处集结着人群。村内的小贩摊一时应接不暇。从16时开始，一队一队均向着指定的目的地前进。不到两个钟头，村上忽告寂静，一天的紊乱与热闹变成了过去。天已张开黑幕但月亮涌出高空，黑暗被其排除不少，大地变作银灰色的世界。我带领警卫员与通信员，踏着影儿向着预定的指挥阵地前进。登上山门口之右翼高地，时间已是21时。除了远处百间房的十几盏路灯闪着微弱的光以及田野间点缀于秋夜的虫声而外，茫茫大地几乎全在睡梦之中。和几个通信员看看北极星，又以望远镜当作天文台上的窥远器，看看月亮，消磨时间，等待着胜利的战斗。
已是21时30分了，为什么还没有枪炮声？正在疑问之际，忽然道清线上，从焦作到新乡，一时炮火连天，机炮声发自焦作、李河、待王、修武、狮子营、获嘉等车站。寂静的夜，一刹那成了沸腾的夜。随着山岳的震动，数千健儿勇往直前，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之下，用自己的血肉去争取民族解放。他们奋不顾身，工作约7个钟头。最后是烧枕木，这时的道清线火光烛天，宛如一条条长长的长城。
1940年3月，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向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
邓小平说：“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的态度，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根据邓小平正确的判断和运筹，一二九师和地方党组织利用顽军内部的矛盾，对国民党孙殿英等部作了大量的工作，争取这些部队在战役中保持中立，使八路军能够集中三倍的优势兵力对付朱怀冰这股最顽固势力。
3月5日凌晨，邓小平亲自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左中右三路，以迅速的包抄穿插战术向朱怀冰部的巢穴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朱怀冰队溃不成军，丢下全部辎重和后方机关，慌忙北渡漳河。邓小平立即命令中央队追击，中央队在林县姚村一带截住了顽军，前后夹击，经过约7小时激战，击溃了朱怀冰的主力，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据《河南法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