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的源头可以上溯至人类意识产生的最初阶段，是人类在与自然的严酷较量中一次次惨遭失败又一次次崛起的经验积淀，它埋藏在人类意识的最深层次。正如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所说：“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忧患矣”(《天演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原始时代。流传下来的远古神话和民族史诗中的氏族首领几乎都是以夙夜忧勤的形象出现的。不过，那是直接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求取生存的忧患，是一种自然忧患，缺少文化个性。商、周以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自尊的人格意识伴随着先天的抑郁多愁的心态体验，忧患逐渐成为普遍的大众意识，从而具有浓厚的社会文化个性。产生于西周至春秋期的《诗经》，忧患意识便已充满在字里行间。这种普遍萌发的忧患意识，早早地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和悲剧人格的心理基础。
《诗经》所传达的忧患，是役夫征人、微臣贱民等对奴隶制度变革时期，宛如大厦崩溃似的政治危机和艰难人生的深切体验。大致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忧患生命
所谓“忧生患命”，其一是对个体生命的局限与宇宙世界无限的巨大落差的自觉观照中所体现的忧患意识；其二是对自己生不适时，命运多舛的人生忧患。《诗经·曹风·蜉蝣》就是诗人面临巨大的社会变革，感到精神世界崩溃而发出的对人生短暂的浩叹。所谓“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于我归说。”诗以朝生暮死，外表“楚楚”、“采采”的蜉蝣起兴，刚刚“掘阅”出世，就已面临末日的到来。诗人由于精神支柱的倾斜，内心世界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所以自然地产生一种朦胧迷惘的忧患心态。
诗人对自己生不逢时，命运多舛的忧伤，《王风·兔爰》反映得尤为强烈。这是一首乱世之间的写实诗歌，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我生之初，尚无造，我生之后，逢此百忧。” “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这首诗抒发了一种人生多磨难的失落情感，表现出强烈的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与否定的忧患心理。据《诗序》云：“《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显然，这是以《左传》隐公三年，桓王伐郑，王师大败，桓王中箭几乎丧生为背景解诗。诗人代表了一定的阶级亲身经历了这场大的社会动乱，由此而产生的“忧生之嗟”有着普遍的现实意义。
命运不济，忧患贫苦困顿，这是《诗经》时代广大劳苦群众的人生体验，即如小官吏也不乏此类感受。《邶风·北门》就是一首抒写小官吏的忧贫小诗。透过诗人如怨如泣的诉苦，不难推测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黎民百姓的境遇。他们一生承受贫苦的煎熬，永远在死亡线上挣扎，众所周知的《豳风·七月》就是极好的明证。毫无疑问，贫穷困苦形成了《诗经》时代普遍的忧患意识：一方面固然与当时物质财富的贫乏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上层统治者的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相关。诗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厦将倾的现实，所以人们普遍地感到忧虑。
忧国患民
忧国患民，这种现实的、具有社会道德内容的忧患意识，本身就蕴涵崇高的思想境界，为世代爱国志士所歌颂，所追求，成为中华儿女处出立身的准则。伟大诗人屈原的“恐皇舆之败绩”、“哀民生之多艰”；岳飞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范促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类忧患意识的积淀和典型总结。
忧国患民，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标准，其源可以追溯到《诗经》时代。《诗经》中有许多反映忧国患民之作，如《大雅·桑柔》“瘼以下民，下殄心忧”、“忧心殷殷，念我土宇”，并以救热拯溺为喻，担忧国家已处于危难之秋，所谓“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大雅》中的《劳民》和《板》二诗的写作背景相同，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厉王当政时的社会混乱情况。政治动荡，民怨沸腾，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强烈感情。《小雅》里有不少诗产生于西周末幽王时期，因此，最敏感的主题就是反映忧国患民意识。《正月》开端云“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变孔之将。念无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鼠忧以痒。”诗言天时不正，人多谣传，显示出亡国的征兆，由此引发了诗人的忧患孤愤。“忧心悛悛，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诗人由自身的不幸，联想到无辜黎民百姓也将遭到同样的沦为亡国奴的悲惨命运，所以越加忧从中来，不可遏止。“鱼在于沼，亦非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诗人用鱼儿潜伏水中也会被人发现，暗喻自己遭逢乱世而无藏身之地，其可贵之处在于把个人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体现了一种时代意识。诚然，政治黑暗，社会动乱，诗人们忧国忧民，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的内心依然对君王耿耿忠心，所以作诗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规劝君王幡然悔悟。《小雅·十月之交》就是借自然之变，委婉地讽劝幽王悔过修德，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普遍心态。
忧灾患难
忧灾患难，这是人们最现实的直观体验。《诗经》时代，虽较之远古时代的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但人们毕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征服严酷的自然灾难。换言之，人们还没有能力去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想不到的灾难随时都会降临，风雨雷霆、水涝干旱均无法与之抗衡，这种忧患意识伴随着先天的抑郁多愁的心态体验，沉积在人们的意识之中。《大雅·云汉》是一篇有韵的祷文，开端四句起兴，以银河灿烂，夜空晴朗暗示旱情的严重。接着就是周王的祷文，共八章，围绕着一个主旋律，祈祷老天兴云布雨，消弭灾情。祈祷本身就蕴含着人们对自然力的畏惧。《小雅·十月之交》是一首“大夫刺幽王”之作，但其间所描述的自然灾害，无疑渗透着深沉的忧患感。“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心惊胆颤，忧心如焚的地震旨发的严重灾情。此类严酷的自然环境必然在人们的心灵上投下难忘的阴影，令人忧心忡忡。
除了无法抗争和改变的自然灾害，更有人为的灾难。战争，在人的心扉上投下的是更深、更可怕的一层阴影，令人忧虑不安。《诗经》中有大量的诗章无情地对战争进行咒诅，它包含在思妇对征夫的眷念和征夫有家难归的重浊的哭声中。《召南·草虫》就是一曲以悲忧的音调弹奏的心之歌，是一个闺中少妇对远征丈夫的怀恋和担忧。当“未见君子”时少妇“忧心忡忡”、“忧心惙惙”、“我心伤悲”。《小雅·木大杜》是写一位妇女对久久不归的征夫的思念，“女心悲止，征夫归止！”她忧郁地思念丈夫，认为他应该回家了。这种相思之忧，同样体现在征夫身上。《邶风·击鼓》写的就是一个远征异邦，长期不得归家的战士的忧怨，“不我以归，忧心有忡”。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普遍的忧患，即使战后能回归，但一想起戍边作战的军旅生涯，不觉忧从中来，所谓“回归回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总之，《诗经》时代给人民带来最广泛的忧患是战争，它使千千万万的人流离失所，许多家庭解体，比自然忧患更可怕、更残酷。
此外，《诗经》里还有描写婚姻、家庭方面的忧患：嫁女不得归宁的忧患，如《邶风·泉水》：儿子被父亲驱逐的忧患，如《小雅·小弁》；思妇对丈夫外出不归的忧患，如《秦风·晨风》；恩爱夫妇生离死别的忧患，如《桧风·素冠》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一部《诗经》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忧患。
综上所述，《诗经》时代确实已经形成了普遍的忧患意识，富于文化个性。忧患，绝非纯粹消极的意识，自汉以来中国是由儒家思想占统治的国度，而儒家的忧患意识，实际上充满着强烈的个人社会责任感。《易·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出。”《正义》疏：“以为忧患，行德为本也。”可见忧患乃德之根本。所以，孔子的栖栖惶惶，孟轲的“生于忧患”、“忧民之忧”，对个体人生的奋发向上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诗经》的忧患意识对儒家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在长期忧患意识浸润中形成的向上力，并由此注入民族肌体的求实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魂。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富有朝气的求实民族，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尤其是这样。
